勇于反抗的性格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同斯诺谈彭铁匠造反被斩首事，时间上有误，据考证是1866年。），他与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传》这类书和喜欢齐天大圣孙悟空了。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传》，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精神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做“造反派”。毛泽东这时谈论《水浒传》时，曾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有时也反对鱼肉人民过甚的贪官。在反贪官的问题上，皇帝和宋江是一致的。宋江杀贪官，为民除害，其实也是为君除奸。说宋江受了招安，也可说是一种反贪官的反抗胜利，谈不上什么“投降变节”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这里，从少年毛泽东的反叛性格，顺便谈到他晚年“造反有理”和评论宋江的问题。
这时，韶山回来了一个新派教员，名叫李漱清，法政学校毕业，办过学校，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尤其激烈反对迷信，主张废庙宇、办学校，开发民智。毛泽东很拥护这个新派人物，经常去他家，向他借书看，请他修改作文，听他讲述时事。他也很器重毛泽东并劝说毛顺生多让儿子读些书。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办周报。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