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祖国(2)

台北应该是简·雅各布斯最爱的那种城市,它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这种生长是连贯、有感情且不可预测的,有自己的逻辑,规划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路上咖啡馆很多,大概因为台北不是一个容易行走的城市。因为天气的关系,湿热多雨,间或夹杂着暴晒,走起路来又晒又闷又出汗,一会儿就累了,找急忙慌地要找个清凉干净的地方坐下。

写作环境大概决定了台湾的文化吧——小清新的音乐与文学,不大像欧美文学能明显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而更像是一边喝饮料,一边看着玻璃窗外写下的。舒服熨帖之极,可视野总有局限,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在这里,经常会有“原来是这样!”和“这样才对嘛!”的醍醐灌顶感。尤其是食物。“原来这才是铜锣烧!”“原来这才是章鱼小丸子!”自己原来吃过的同名食物,只是长得很逼真而已。在夜市吃了一路,时常会露出美食外景主持人那样的、一口咬下去仿佛撞鬼的惊讶夸张的表情。

我发现夜市人极多极热闹,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食物,但是路上非常干净,连丢弃的竹签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个台北市都很少见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却很干净,除了落叶,没什么垃圾。要扔垃圾的话,得到捷运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托店员扔。

忍不住想到内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脏,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见到一片狼藉,印证了“破窗理论”。

这种反差,若抒情地叙述下来,再加个“见微知著”的题目,例如《文明的细节》之类,仿佛能构成一篇很好的《读者》卷首语的豆腐块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评民众素质太低。

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的素质和大陆人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称赞台湾人素质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声称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温和的民国爱好者们则说是由于中华文化。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

晚上,在露天饭馆的二层,我和两个绿营的台湾人聊到这个话题。作为看惯了岛内恶斗的他们来说,都很不喜欢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过度意淫——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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