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弩，常可杀人于百步之外。优秀的兵法家也要学会远隔时空预知战争情势的发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弩作为投射型武器，最能表现从远程取人性命的凌厉之“势”。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利于短兵相接的长枪最适合面对面打斗，他们普遍藐视投射型武器，认为从远处杀人，胜之不武，与战士的个人能力无关，甚至可能是没面子的做法。中国兵家讲究作战时的灵巧，就是依靠个人的运“势”，“势”从此变得如此难以把握，完全押宝在个人的悟性上。“势”还是一种无形弥散的力量，如“仗势欺人”中的“势”就可能不是具体的权力，而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
西人边沁发明了“敞视式监狱”的理论。环形监狱中的监视高塔可以观察到每个犯人的一举一动。长此以往，哪怕监视者不在，犯人也由此坐下了病根，总以为有几双眼睛盯着他而自守规矩。福柯把这设计看成是一种隐喻，指涉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力。同样作为法国人，余莲在分析中国“势”的发展时，就认为中国古代早已发明了这玩意儿，而且搞得上下左右无孔不入。其实，中国人的监控机制比西方要远为复杂。国人是以道德实施控制，道德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控能力，有时比法治要管用得多。
在中国古代，“势”尽管可以弥散到广大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但如果谈政治，又确实与权力脱不了干系。和兵法对远近距离的诡异判断一样，政治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势”的安排，所以才有一帮儒生发明出一个“理”，后来又把它说成是“道”，好像要与“势”抗衡，让这个世界平衡起来。中国人讲究平衡术，光有“势”而无“理”，让人感觉粗糙、野蛮和没教养，光有“理”而无“势”，让人觉得软弱无能、人人可欺。于是，让“势”背后站着一个貌似道德明星相的“理”，为“势”的作恶站台遮丑，这看来是一种必学的生存技巧。
道德为什么在当官的那里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后来被皇帝收编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让每个人内心都要奉行一种规范尺度，这世界会好统治得多，于是“势”被蒙上了一层温馨的薄纱。当年费孝通举了个例子，中国社会就像个没有裁判的足球场，球员可以各自按照内心的规则踢球，这一比喻和福柯说西方社会像个环形监狱有点相似，只是犯人不跑不是因为总觉得监视塔上有人，而是自己觉得就这么待着挺好。
余莲说了句挺损的话，这话彻底断了那些幻想在古人堆里挑出个酷似西人面孔的儒家，并把他包装成民主明星的念想。余莲说中国人根本就是拒绝说服他人，觉得言语没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语言的态度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信任语言就不会相信通过辩论可以说服他人认识真理，而是反过来用那种看不见又处处让人感觉到的“势”来操控他人，说服和操控就成了一种治理文化的双面。
被杀者恍惚欲死之余，视杀人者仍觉无影无形，死得蹊跷难辨，这是立“势”获利的诀窍，也似乎成了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