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一百名读者的口碑效应
电视访谈节目跟我没什么关系，书评人每周一次大放厥词，就像教堂神父做礼拜时焚香那样令人窒息—可是我抵御不了人们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媒体的狂轰滥炸让我对乌埃勒贝克的新作敬而远之，但只因为西尔维对我轻声说了句“你应该读读琼·里斯”，我便冒着倾盆大雨四处寻找这个阴郁的岛居女人写的书。贡巴尼书店的女店员洋洋得意地对她的同事们说：“瞧，我说该把里斯的书放在书架上吧！”她做得对，我一下子就买了四本。西尔维、女店员和我，我们三个人挽救了琼·里斯被雪藏库存的命运。
有一位作家（我想应该是勒·克莱齐奥），曾经说过一本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最初的一百名读者和他们广而告之的评价。这是真的，有时候几个朋友的推荐要比一帮专业记者的奋力宣传和铺天盖地的广告更有效。再说，有什么能比成为一本新作的前十五位读者从而自命先锋更令人沾沾自喜呢？我不怕成为赞美克里斯托夫·伊舍伍德的无数读者之一，但今年也许只有我注意到莉里亚娜·马格里尼的《威尼斯笔记》（Le Carnet vénitien）并且唤起大家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高兴了。
我不遗余力地宣传，但只要有人问我一句“最近读了什么好书”，我的脑子便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真是这样，一片空白。去城里和朋友聚餐前，我临阵磨枪，把喜爱的书名都审查了一遍—最后还是忘了提最近一个月里读过什么书。健忘成这样，我只恨不得大声咒骂自己。有时候，在被“拷问”的压力之下，我甚至连放在包里那本书的名字都说不上来。
幸好我的朋友们没那么糊涂。邻居欧内斯特跟我在走廊里碰上总会闲聊几句（这类谈话通常短得可以用秒表计时）。有一次，听说“动物友人协会”（Association des Amis du zoo）被改名为SECAS（发音就像“娼妓”pétasse或者“倒霉”mélasse），把我气坏了。为了安抚我，欧内斯特立刻推荐了弗雷蒙的《植物园》（Le Jardin botanique）。还有让–罗贝尔，一脸阴谋地递给我一本布劳维斯的《清晰的红》。巴贝特，我们在摩洛哥卡马格海滨度假时的女房东，向我推荐了博斯科。在卡萨布兰卡逗留期间，乌法一个劲儿地催我去读阿布德拉克·塞拉纳。弗朗索瓦也希望我像他那样狂热推崇芒谢特。还有我哥哥，以前我借书给他，如今他成倍地借书给我。这家伙令人惊讶：和所有1960年以前出生的不幸的左撇子一样，他的字迹潦草难辨，拼写错误百出，像是从来没上过学。可是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再也没有比他更敏感、细心、好奇和苛求的读者了。倘若聘请他画插图的出版社稍微有点眼光，就应该抢着让他为它们的出版物编内容简介—当然，得由他口述。
口耳相传的推广方式也有缺点，记事贴、地铁票、餐馆账单、银行卡收据和各种名目的发票纷至沓来，塞满我的世界—因为任何建议都不是白来的。我听进耳朵里，就得常常为此掏腰包，这也导致了我在郊区小屋的藏书增长缓慢。
不管怎样，我刚刚订购了科尔蒂出版社（Corti）那本埃里克·法耶的《我是守灯塔的人》（Je suis le gardien du phare） ，这是马蒂娜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