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四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请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我从香港首次晋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由我的一位广西老乡陪同到荔枝角九华新村来看我，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四月底我到北京，才知道此事不是李任公策动的，而是周总理决定的。
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五月六日晚，我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我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明天下午三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恩来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刘仲容陪我到政协礼堂，他对我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我同他在一起，不多时周恩来进来了，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先生一面扬起左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到我们面前。张文白正准备介绍，周公已同我握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
是的，我与周公在武汉见过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请周公对驻在蛇山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今事隔十八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表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四十七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