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尽量利用与帮会的私人关系得到情报。他依靠陈志强的青帮里的地位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戴笠让具有帮会身份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职位，既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又可以进行情报活动。后来戴笠干脆把具有青帮背景的陈质平安插到警察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把另外有洪帮背景的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利用那里的警方中的帮会分子做侦探，获取大量的情报。范广珍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范广珍的社会关系复杂。不仅他是帮会分子，而且他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对立派多次行刺蒋介石。戴笠的帮会里朋友多，路子广，耳目多，他靠帮会提供的线索，很容易事前获得消息，蒋介石几次面临危险，从帮会获得消息后戴笠立刻行动，派人加紧破案，几次都在谋杀蒋介石之前抓住了刺客，保护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
当时，上海有一伙帮会的打手，借故寻衅，向政府示威，有酿成社会动荡的趋势，也是戴笠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帮会大佬的多方沟通，终于化解，为此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吃紧，加上战争的破坏，对国家的经济损害极大。不法地方势力乘机走私囤积民生必需品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戴笠采取非常手段，先后破获黑恶势力操纵的成都川盐银行及福州银行大量囤积粮食、食盐和重庆棉纱黑市交易案。成都大肆囤积小麦，造成全省物价飞涨案，经戴笠调查罪证确凿，依法判处了主犯的死刑。1943年，国民党曾与中共合办“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颇感兴趣，派几个人去学习，其中有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王百刚。王百刚见钱眼开，偷了培训班的班费，把军统的脸丢尽了。戴笠得知，气得七窍生烟。他咬牙切齿地说，留有这种败类，太丢人了！结果，戴笠把王百刚拉出去枪毙了。
戴笠有一套适应发展组织的超强本领。经过几年努力，他发展拥有5万多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情报人员和杀手，以及15万训练有素、装备优良、调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务武装；他掌握有庞大的国家警察和保安机关，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组织严密的谍报系统和布满各地的稽查机构，而且还领导着全国各地的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航空检查、运输监察、经济缉私、税警武装等各种检查机构。他的组织布满全国每一个角落。
戴笠善于使用帮会方式治理军统系统，也善于利用帮会为他做事。
1937年8月初，上海的洪帮智松堂的堂主通电“请缨抗战”，号称有十万徒众可供戴笠指挥，戴笠认为下正好借此良机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亲自与智松堂的堂主面谈，二人就组建武装力量达成共识。接着，他调集大批特务骨干前往上海，并积极筹措武器装备，组织华南地区忠义救国军。苏浙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后，委员有戴笠、杜月笙、刘志陆、杨虎、钱永铭、张啸林、贝祖贻、张治中、宋子文、吴铁城、俞作柏等人。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为常委，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分别任各组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别动队成立后，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人数达到上万人。其成员组成非常复杂，在各级干部中，有调来的军校毕业生，警校毕业生，也有从特务处调来的约200余名中、高级特务，也有张发奎部调来的下级士官；在基层人员中，有青洪帮的骨干、工人、青年学生，特务处在京沪地区原有的情报人员和工作人员一应俱全，甚至还从各难民所召集部分流民。其中从江山县先后征集有五百余人，成立一支大队，后来人员散失，离去的很多。戴笠还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潜伏起来，开展敌后工作。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戴笠便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月笙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等人，成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别动队，后来归军统领导，成为特务武装。戴笠为了扩充军统特务组织，经费紧张，杜月笙常常给予资助。戴笠在重庆时，他还为上海特务活动提供经费。杜月笙正是利用和戴笠的特殊关系，在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方面，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