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唯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老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