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来说，吃喝向来就不是“纯生物学”的活动，被吃喝的事物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其进化历史与那些吃喝它们的人的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研究被吃喝食物的进化历史，本身就是社会的、文化的过程，如此才有饮食文化的产生。这是我从“观音韵”延伸得到的一点思考。
不可复制的地理
安溪铁观音诞生于 18世纪 20至 30年代“雪灾年代”的推测萌生后，我开始多方收集茶树连年遭冷乃至于基因突变的“技术”数据，可是我一无所获。甚至，在历代修撰的邑志记述中，我都未能发现彼时安溪茶叶生产的相关资料，比如我所关心的“雪灾年代”里，茶叶的产量是否持续低迷？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至上的时代，我读到的诸多素材仍然是基于伦理道德的立场。粗看起来，历史，似乎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是典型的“社会天演论”。
为什么要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技术”数据呢？说清这个问题并非难事。十年前读《万历十五年》时，我就对黄仁宇兼具探询人生意义的历史研究感兴趣，他所主张的“大历史观”，亦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我个人认为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思维。黄氏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黄河青山》等，也都是从“技术”的层面，强调“道德非万能”“道德不能代替技术及法律”的观点。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被以为昏庸怠政，读毕《万历十五年》，你也许会十分同情这位皇帝。因为黄仁宇在论述万历皇帝时，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要以一己之身承担庞大机构的职能，悲剧自然不能幸免。
黄仁宇重视“技术”的作用及成效，提醒我在安溪铁观音另一维度的研究中，要超越抽象的道德立场，即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如此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性。我推断铁观音物种的源起，可能有人认为是“无稽（查考）之谈”，但若从现代铁观音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生化特征去分析，结论可能就非常清楚了。中国著名茶学专家刘勤晋曾经提供了一组“乌龙茶品种间叶片结构的比较”数据，在这组数据中，我特别注意到铁观音的气孔呈现出“40×32”的最小值，明显小于其他乌龙茶品种间叶片结构。这能否说明铁观音的气孔是连续遇冷后才明显收缩，呈现这个最小值？在“连续遇冷”这个环节中，茶树基因进行动态变异，而新品种一旦形成，茶树本身又同时具有遗传特征了。
上文已经说过，物种是自然的产物，而自然又无非阳光、空气、水分等因素的系统组合。除了“雪灾年代”诱发茶树基因发生变化外，安溪茶乡所处的地域环境也是值得研究的：北纬 24°50′ ~25°26′、东经 117°36′ ~118°17′之间；3057平方公里的县域，其中山地占 2600平方公里，千米以上的高山将近 3000座；年平均气温 16℃~21℃，年降雨量1800mm，相对湿度 80%以上；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PH值 4.5~6.5……我知道，在人类目前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些综合数据一定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环境对于铁观音物种源起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意义不言自明。同时，这也帮助我们洞见了一个事实：只有她才能滋育出安溪铁观音特殊的“观音韵”，离开了“大地母亲”“自然之本”，不仅植物、动物（包括人类）没有生命，我们的社会研究也不能从中汲取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