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一生取得了众多成就。他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签署《独立宣言》。他发明了双焦镜和避雷针。他还发明了一种铁炉，以替代又浪费又危险的明火，至今仍然有人用这种铁炉。作为外交家，他将法国卷入了美国的抗英斗争中，让局势变得更有利于殖民地居民。有“社会学开山鼻祖”之称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是新教伦理的代言人，尽管新教伦理一些不太好的方面也起源于他。然而，他直到去世都对自己最初的职业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首次体现在他年轻时给自己撰写的碑文中：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像一本旧书的封面，内容已经破碎不堪，印字和烫金斑驳不清，长眠于此，喂着虫子！然而作品本身不会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经过作者的校正和修饰，变得更新更美。遗憾的是，这段碑文后来并没用在他在费城基督教堂的墓碑上。
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恋上了汽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给汽车修修补补。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哪家公司的总裁如果亲手疏通了水管，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写进公司记事中，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人”。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管理者不同于欧洲管理者的地方；这一差异反映出，相对于欧洲国家，新大陆的社会阶层化较不明显。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房子一般也是用木头做的（不像欧洲用砖头或石头），需要经常维修，大部分维修由户主自己做（户主有男有女，女人越来越多）。
传统美国社会四个特点中的第三个，美国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最少被人论及的。很多学者（比如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运动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1625年，培根在散文《论友谊》中告诉我们，“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他还指出了社区与人群的关键区别：“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你的同伴：目光所触，一张张好像是从美术展览馆图像上复制下来的脸孔，冷若冰霜；耳朵所闻，那些高谈阔论，跟钹发出的叮咚声没什么区别。那里没有爱。”“爱”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十年后，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讲话中延伸了这个观点。他说，为了避免沉船、供养后代，“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我们必须自己少抽一支烟让别人多吃一口饭……我们必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不久后，牧师约翰·柯顿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 由此引出了第四个清教特点。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清教徒移民需要组织能力。他们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若不是如此，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美国。正如历史学家佩里·米勒1964年告诉我们的那样：
新教徒一群一群、一个镇一个镇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个社区，所有单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新英格兰理论家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体，为明确的目标运行着，各部分都服从整体，各成员都贡献力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尽管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美国两个俗语“亲力亲为（hands on）”和“尽力而为（can do）”，就源自这种生活方式。它们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各种各样的机会等着你去利用；二、值得一做。即使在今天，成群的美国人在异国他乡定居，不管参加什么组织，都会接管其运营。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这当然说明它们是一个系统），构成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核心。本书的首要主题就是美国管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