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那就是您在《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一书中所谈到的：“中国在这一地区（新疆）的统治之所以能够维持如此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强大，还不如说是由于西汉王朝派驻那里的政治代表外交手腕运用得当，以及中国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与其说这是为我自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倒不如说成是我为您寻得了一个光鲜亮丽的砝码。
如您所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有天生的历史兴趣”，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世界各列强国家对我大清朝虎视眈眈之际，您的考古挖掘、地理勘测、人种学考查，或多或少都被统统视为明目张胆的“侵略和盗窃”行径。事实上，我比您更了解我的国家，以及我的同族。“爱国主义”这个词语，有时候是可以拿来将许许多多的深层欲望正义化的。然而这是否就说明您是无辜和冤枉呢？我个人以为，未必尽然。您应该，至少是对您自己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罔顾法规的行为负责，抑或是对于您建立在蒙骗偷巧、欺弱愚昧所获得的成功声誉面前而受到道德良心的责苛。难道不是吗？喀什噶尔的蒋师爷死至今日，还因为您而备受责难，敦煌“厚道”的王道士因为您小恩费的蒙蔽而千夫所指，世世代代抬不起头。
然而，您在新疆卓越不凡的作业所获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及其体现出来的执着、坚韧和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却是世所公认，无可争辩。正因为建立在您广博的学识基础上的古代中亚西域的探索研究，注定让您成为了一座关于塔里木盆地历史考古领域的学术高峰，令我们无数后来之人只能望其项背，无法逾越。
当然，您的成就，也是我族的光荣。如您所言，如果没有“古代中国历朝编撰的正史的准确记载”，估计您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是不敢这样信誓旦旦地宣讲“我所讲述的所有历史事实可以保证准确无误”的。令人钦佩的是，您的中国通史的学养是如此的深厚，令我汗颜，不过您偶尔也有张冠李戴之处。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您在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尤其是您对唐朝高仙芝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的战役，所做出的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实地考察、勘验和研究。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兴趣，而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科学钻研精神的。据我所知，除您之外，目前还没有哪怕任何一个自称是学者或专家，按照当时的历史事件来进行地理上的实地考察和历史还原。而这个工作却被您做到了，中国正史“记载的正确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尊敬的爵士阁下，今天我就暂时写到这里，请允许我给您透露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在寻找机会、想办法，为您在明铁盖达坂竖立一块纪念石碑。我们知道，您一直都对高仙芝当年未曾在达尔阔特山口为自己竖碑立传而无法释怀，那么，请您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