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代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包含活力主义的看法吗？从我们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种志学者罗纳德·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hardt）及其同事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搜集了1991~1993年许多国家的家庭访问资料。针对“你在找工作时是否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52%，在加拿大占54%。针对“是否寻找要承担责任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1%，在加拿大占65%。对亚里士多德伦理的实用主义解释也反映在这些调查中：“你是否在寻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国人，对主动性占38%，对兴趣占59%，对责任占58%。
大国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么与大国相比，小国是否更关注集体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成功驱动力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吉尔菲·索伊加在被问及冰岛公众对于新企业家的态度时说：“人们对企业家没有坏印象，他们只是努力思索如何实现自己的成功。”因此，有关活力主义反映了重要的推动力，并深刻影响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体验和实现程度的讨论，依然是个有生命力的命题。
如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伦理观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包括活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解释）是不是社会的主流？这种观念从来都不缺乏对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斯夸莱·卢乔·斯堪蒂佐（Pasquale Lucio Scandizzo）提出，沉迷于思考的人也喜欢追随者，这显然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上总是有人拥有为群体或社会服务的愿望，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拥有表现奉献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创作的清唱剧；有人喜欢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还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卡萨诺瓦（Casanova）。然而，这样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义的生活动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只是在大多数人心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旗鼓相当，并在某些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物质主义视角来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获取收益、积累财富或权力的愿望推动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持续积累，直到能支持高标准的消费或休闲甚至两者兼得。中国的主要改革者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在加尔文学说中，获取财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财富越多，证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是造福社会。然而，有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依然成立，即人们的生活是由对知识的渴望推动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微软公司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比尔·盖茨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为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致力于获取大笔财富，并明确宣称这主要是为他此后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其中包括雷·克罗克（Ray Kroc）的麦当劳帝国。麦当劳的所有加盟店都没有任何创新自主权，完全不符合哈耶克提出的现场决策和本书所关注的草根创新的原则。不过，克罗克的继承者们逐渐脱离了他的这个古怪念头。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的生活动力也许只是希望展示他们对资产市场和产业投资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包括巨额财富）可能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只是追求安全、舒适、优雅、自豪、尊严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个说法，高强度和高目标的职业生涯是某种伤口的标志，受伤者希望通过成就抚平创伤。更可悲的是那些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不知道怎样发挥其价值的人，新兴富豪阶层的高自杀率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