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权力模式和权力行为体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在7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都是一个由精英统治的国家，起初是军事统治，1970年后开始实行脆弱的选举政治，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多届军事过渡政府曾上台执政。尽管政局动荡，泰国经济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发展，军方的银行、制造商及民间的商人未遇到障碍。曾在警界工作的亿万富翁他信·西那瓦奉行民粹主义，他在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并于2005年赢得了连任。但他很快就陷入了渎职和腐败的漩涡。政治危机随之而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泰国提前举行了选举，经历了军事政变。最终，在2007年的选举中，他信的妹妹成为泰国总理。
在动荡期间，司法机构作为新的政治行为体证明着自己。从2006年开始，泰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日益加深。法院解散了他信所在的政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禁止一部分领导人参政，并因总理沙马收取出场费主持电视烹饪节目而剥夺了其职务。2008年12月，宪法法院因选举舞弊而解散了执政党，结束了三个月的民众骚乱，泰国迎来了新的联合政府。
泰国法院有自己的掩护伞。最初，对政治实施干预的是一个由泰国军方于2006年成立的法庭。在这个法庭成立前不久，拥有极高道德权威的泰国国王曾发表演说，督促法院采取明智的行动。尽管如此，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还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为示威者和激进分子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新舞台。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领导下的执政联盟行事不利、效率低下，造成了权力真空，最高法院填补了这一真空，发起对非法采矿的调查、推翻政府对官员的任命，甚至确定了陆军总长的退休年龄。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员所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任由最高法院剥皮的香蕉共和国。”
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是一回事，法院解决政治纠纷或解散政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司法体系健全的国家也鲜有这样的先例。不过，但凡有例可寻，其结果都十分惊人。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纠纷引发了法律诉讼，官司从佛罗里达法院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的法律裁决让乔治·W·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另一个例子是，1992年，由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领导的法官们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名为“干净的手”的廉政运动，它所揭露的腐败体系规模庞大，短短数月就有许多政党首脑、前任部长、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落网。
最终，调查牵连了众多意大利传统主流党派，包括基督民主党和社会党，这些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遭遇了失败。1994年，曾经成就了“二战”后大多数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民主党彻底解散，分裂成了其他党派。同年，社会党在建党102年后也宣布解散，其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理，却在这场廉政运动中成为主要的被调查对象。“干净的手”运动没有消除意大利的腐败现象，但它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图景，瓦解了传统的政党体系，为新的右翼（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左翼”（意大利民主党）和地方性政党提供了平台。在长期执政期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一桩桩丑闻接踵而至，法官们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断对其发起司法调查，直至其在2011年退出权力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