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 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 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的中国台湾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国大陆人常常成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创立公司，最终不是回乡就是频繁往来于自己的家乡和移民的国家之间（这也是萨克森尼安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回流”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在美国学到的文化、方法和技术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企业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他们在美国这个创业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竞争激烈且兼具破坏性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家族企业所秉持的传统的垄断性商业文化发生碰撞。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人口的暂时及永久迁移是以产品、服务、资金、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大幅增长为背景的。1980年，国际游客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数在此期间翻了两番。据估计，全球每年都有3.2亿人飞赴他国参加专业会议、集会及国际聚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稳步攀升。
商品贸易几乎没有因为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而减少。1990年，全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6%。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几乎翻倍，从6.5万亿美元增至12.5万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表明，同一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从7.9万亿美元猛增至18.7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