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想让每个孩子都学会一种乐器,所以我开始学钢琴。尽管我学琴的初衷是满足母亲的心愿,可是学习音乐的乐趣以及把曲子越弹越好的过程让我沉醉,所以我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喜欢弹琴时的那份激情与细腻,在美妙的音乐声中,似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和我在对话,帮我缓解恐惧、疑虑和梦魇。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作曲家。“贝多芬”,我脱口而出,因为每当我感到心神不定的时候,就会弹奏他的乐曲。“为什么不是莫扎特呢?”对方又问道。我想了想,这个问题问得好。莫扎特的音乐美妙动人,如同天籁之音,超凡脱俗。虽然从他的音乐中我能得到灵性的启示,但是听不到一个凡人内心的挣扎。相反,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能听到愤怒和恐惧。贝多芬的音乐雄浑苍劲,它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你能在其中听到人间的苦痛,能够感受到凡人的气息。
通常父母对子女心中的这种恐惧、不安和疑虑并不敏感,也许是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感受吧。我的父母坚忍克己,而且希望我也能和他们一样。为此,我只报喜不报忧,从来不向他们诉说自己心头的恐惧和不安,只说那些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我记得我们总是在搬家,在第五次搬家的时候,我转学进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高中,当时我正念高三。我想念自己的朋友,他们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对我而言,则是另一个世界。当时我转入的是达勒姆市的查尔斯·E·乔丹中学,这所学校学生之间帮派众多,要想挤进某个帮派确实很难,为此我哭了不知多少回。父母无法体会这次搬家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对我有着毫不含糊的期望:我的钢琴课和学校功课都不准打折扣。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把成绩报告单拿回家的时候,上面有7个优、1个良,但父母提醒我应该有能力拿全优的。第二个学期,我就乖乖地拿了全优。
我们之所以频繁搬家,是因为父亲在学术上成就越来越大。他先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任教,他在休假年①期间还去了伦敦政经学院和西非的加纳大学进修(最后,他成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的法官)。因此,我曾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上小学,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国上初中,在非洲、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上高中。在搬家的过程中,我对生活的变动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总是班里的插班生。作为插班生,我特别急切地想融入班级,急切地想得到大家的认可,急切地想交到朋友。那些年,我一直留心母亲举办的各种聚会,那些聚会很受欢迎,而且都是主题聚会。母亲总能向客人提出得体的问题,并且善于聆听他们的回答。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这一技巧。一些朋友回忆说,想当年,我经常把他们“堵”到墙角进行“逼供”。结果我发现,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喜欢别人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喜欢自己受到关注的那种感觉,当有人在一旁倾听时,他们的感觉会更好。借用这种方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多年以后,我频繁地更换工作,我发现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管理方法。通过向他人提问,你不仅对别人表示了尊敬,而且通过聆听,你也能迅速扩大知识面。
我总能经历一些奇遇。在英国时,我转入了一所伦敦女校。那一段经历对我而言就像电影一样:大家穿着统一的校服,和女校长一起演绎清一色女生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记得当时我饰演的是朱丽叶,新学的英国口音还有点儿过不了关。不仅如此,就连这个学校的名字都像出自某部小说—查宁优等女子学校。我非常喜欢那段时光。我在那里交到的新朋友总是充满活力而且敢作敢为。我们总是在“忙着”破坏校规,但从未惹上大的麻烦。比如,我学会了怎样越过学校的规定,把裙子往上撩起一些,好多露一点腿部;我也学会了怎样把教室后面通往地下室的木梯子移走,让别人以为我们出去了,可实际上我们还躲在教室里。这样的恶作剧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带着几分傻气,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做个“坏”女孩时带来的那份刺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