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他参与广告业可以说是一个奇遇。我们这个典型的法国小型公司面对的竞争对手是全球广告巨头，比如哈瓦斯集团、阳狮集团、电扬广告和麦肯广告,而我们拥有的营销经验就只有胆量。我们被邀参与“塞纳河岸”项目最后一座高楼的广告竞争。这是一座混凝土、钢和玻璃材质的建筑，它是埃菲尔铁塔旁一件名副其实的艺术品。面对这些广告巨头，要赢得这次机会需要出其不意的点子。我先试着进行一些图画性的描写，这可比常用的枯燥的设计图纸更有诗意，我突然想到了西班牙著名画家达利，并且根据这位西班牙大师的词汇将这座建筑命名为“图腾”，我们希望达利能为其进行创作。
我们需要说服信托局的权威人士，只有这个现代超现实主义大师才能将他们投资上百万的项目卖个好价钱，而如果能说服他们，那简直就是奇迹，但奇迹确实发生了，我们赢得了这笔生意。下面是我说服达利的经历。
达利冬季一般住在纽约的圣瑞吉斯酒店,我乘飞机跨越大西洋，在纽约的阿尔贡金酒店住了下来。这里通常是美国著名作家和大牌广告师的聚集地。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找到了鬼才达利。我战战兢兢地向他说明了来意，他马上以独特的方式打断了我：
“我们5点在棕榈阁见，你记得戴一条红色领带。”
“好的，大师。”
“下午见，希门尼斯先生。”
“不好意思，我是塞盖拉。”
“不，你是希门尼斯，这是你的编号，在我面前你就只叫这个名字。”
纽约的棕榈阁让我想起了青年时代在佩皮尼昂的吉萨酒店，这里有最昂贵的茶。我找了靠近乐队的唯一一张空着的桌子坐了下来。达利很准时，他身着风衣，手执拐杖，穿过大堂，走到我身边，他是全场唯一一个佩戴紫色领带的人。陪伴他的是一位性感、安静的日本女人。达利面容苍白，满脸骨感，头发一看就染过了，双眼在镜片后炯炯有神，脖子缩在旧的长礼服里面的运动衫中。他一坐下就与隔壁桌的客人打招呼，那人竟然是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达利有气无力的声音让他的胡子略微颤动起来，接下来是他那典型的佩皮尼昂式的赞美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