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国家图书馆借阅手续十分复杂，查阅康德宗教哲学文献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决定不招惹二手资料的麻烦，专心攻读康德著作原文。
在攻读原著的过程中，我发觉康德著作在词汇使用上存在某些变数：例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宗教议题的段落里，用质朴的术语“先验的”（transcendental）取代了原来常用的术语“理智的”（intelligible）。我开始浏览康德所有宗教哲学著作，探究任何重要概念的表述方法，试图找出其词汇使用的来踪去迹，进而确定词汇含义的变化情况。由此，我发现“纯粹理性规约”中的一大段文字并非始于《纯粹理性批判》，而是出自康德早年作品《宗教哲学概述》。尽管前后著作之间存在某些相互矛盾的地方，他还是将其植入书中。
此外，我还发现，康德并未拓展《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辩证之宗教哲学框架。《实践理性批判》中讨论的宗教哲学，包括上帝、自由和不朽之三要素，都与《纯粹理性批判》所暗示的大不相同。在《判断力批判》及《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他全然扬弃了包含此三要素之宗教哲学。康德晚期作品的思路演变再度将我们导入《宗教哲学概述》的思路当中。
一般以为，康德之宗教哲学与上述三要素为等号关系，实则不然，他的宗教哲学是动态存在的。这种动态存在源于其批判观念论之假设与道德准则论之宗教哲学在诉求方面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康德著作中，他将批判的宗教哲学与伦理的宗教哲学并列推进，意欲将二者合二为一。他最初设想，可以轻松整合《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辩证法，然而，他所设计的路径走不通，因为他并未滞留于早期的道德律概念（一如《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中所预设的那样），反而持续扩充原有的含义。这种深化的道德律概念触发了超越宗教观念论的若干宗教性问题。在康德的宗教哲学之道德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批判观念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变得似乎不再重要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康德的宗教思想被其最深伦理所左右时，“不朽”这个要素便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了。于是，康德选择走一条深化道德律的宗教哲学路线，不再坚持将其宗教哲学建立在批判观念论基础之上，两者就此分道扬镳。然而，注定的结局是，随着思考渐次深化，康德无法继续保障其思想体系的整体一致性。
1899年3月中旬，回到斯特拉斯堡后，我将论文成稿递交齐格勒。阅后他对我称赞有加，安排7月末进行论文答辩。
1899年夏天，我在柏林生活，主要是在研读哲学。我的目标是，全面研读古代与近代哲学经典，同时旁听哈纳克 、弗莱德雷尔、卡夫坦、保尔森及齐美尔 等人的课程。记得齐美尔的课程，起初只是偶尔旁听，后来才成为常客。
在斯特拉斯堡时，我业已研读过哈纳克的《教义史》，可谓一往情深。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得以与著者结识，并曾拜访其府上。哈纳克学识之深厚，兴趣之宽广令我惊讶不已，以至于窘迫不安难以回应他的提问。之后，我陆续收到过他寄来的语言真挚、内容丰富的明信片——哈纳克乐于通过明信片与人交流。1930年，我在兰巴雷 还收到他的两张明信片，详谈我的新书《神秘使徒保罗之神秘主义》，那两张明信片也许是他与我的绝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