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当了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并帮助他们走入了社会，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
当我们用投影仪演示完全部可研报告时，张百发副市长问：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吗？没有一个官员说话，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大量的信息面前尚没有来得及消化和反应，但至少他们能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有了明确的解释和答复，并解决了许多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问题。
张百发副市长同时问北京市的计委、规划局：你们是否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报告？他们都回答说不能，于是张百发副市长指令市计委，以后的项目立项不应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明情况的报告，要立个规定，都要在大型项目建设立项之前提供这样的详细的可研报告。
一段时间之后，市计委规定项目立项必须有可研报告，虽然不要求具有我们报告中那么详细的经营分析和建设方案，但至少要有基础的建设分析和粗略的经济效益分析，于是我们的可研报告成了市计委审报的范本。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许面对的是触犯法律的风险，以生命挑战法律、挑战制度、挑战旧的思想约束，但社会无法仅仅用吃螃蟹者从改革中或挑战中得到了什么来评论第一次吃螃蟹的效果和成就，但社会最终会从整个社会与法律制度的变化中给他们以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