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您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您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您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一名教师，很想到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去给谁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六字真言”：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我现在成了作家，多少就有些关于我的传说。有个传说，说我写机关材料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一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上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另外一位同事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晕船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那位同事记录。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个大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我看破之后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只是为着就业。
伊渡：您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就业的首选就是考公务员。看看每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场面之火爆，简直令人恐怖！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说白了就是人人都想当官。一个社会的价值引导到了这个地步，非常危险！说明社会治理在总体层面上出问题了。不过，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您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多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当时就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除了诸多不用明说的利益，还有他们最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作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并不把当官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