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这位祖伯父，但据说我长得很像他——证据就是父亲办公室挂着的那幅面无表情的画像。我从纽黑文3毕业是在1915年，距我父亲从那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世纪。不久之后，我参加了那场受阻的条顿大迁徙4，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大战。我经历过非常激动人心的反攻大战，所以回乡后反倒待不住。中西部不再是温暖的世界中心，现在它像是荒凉的宇宙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习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从事债券交易，所以我认为这行业再养活一个人应该没问题。我的叔伯姑姨商量了很久，仿佛是要为我挑选某个预科学校5，最后他们带着沉重、勉强的表情说：“嗯……那好吧。”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经过几番耽搁，1922年春天，我怀着一去不返的心情，启程来到东部。
按理说，我应该在市区找个房间寄宿，但那时天气暖和，而我又刚离开碧草如茵、绿树婆娑的故乡，所以当有个年轻同事说他想和我到郊区合租一套别墅时，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房子是他找的，是一座久经风霜的单层木板房，月租八十元。但公司临时派他去华盛顿，我就独自住到了郊外。我拥有一条狗（至少拥有了好几天，然后它跑掉了）、一辆旧道奇6和一个芬兰女佣。她会打扫房间、准备早餐，还会在电炉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芬兰人的道理。
起初两天我很孤单，第三天早上，有个比我更晚搬来的人在路上把我拦下。
“请问西卵怎么走？”他无助地问。
我告诉了他。我继续往前走，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我已经是指路人，是拓荒者，是原住民。他无意间让我对这个地方感到亲切而自在起来。
眼看阳光明媚，周边林木的枝头倏忽长满了树叶，就像电影里情节推进那么快，我心里深深地相信，新的生活必将随着夏天的来临而开始。
首先，需要阅读的书很多，这种让人振奋的新生活中有待我去吸收的养分也很多。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业务、信用贷款、证券投资的书，那些红皮烫金的图书摆在书架上，就像新铸的钱币，准备向我揭晓唯有迈达斯7、摩根8和梅塞纳斯9才了解的金光闪闪的秘密。我还下定决心要读许多别的书。上大学时，我算是文艺青年，曾替《耶鲁校报》写过许多非常严肃却见识浅陋的社论。现在我准备重拾这些东西，再次成为所有专家中最浅薄的那种，也就是所谓的“通才”。这倒不是刻薄的俏皮话——毕竟，真正的一技之长会让生活成功得多。
巧合的是，我租住的这个地方，属于北美洲最奇怪的社区之列。它坐落在纽约以东一个细长而多姿多彩的海岛上。这海岛除了许多自然奇观，还有两片形状罕见的土地。这两个地方离市区二十英里，活像一对巨大的鸡蛋，轮廓并无二致，中间只隔着一片优美的海湾，伸入西半球最宜人的海面——长岛海湾那大片的水域。它们的轮廓倒不是完美的椭圆，而是像哥伦布的鸡蛋10，连接陆地的部分都被压扁了，但它们外观的相似之处，肯定会让在上空翱翔的海鸥惊奇不已。对于身无双翼的人类来说，更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形状和大小，它们竟然别无相似之处。
我住的是西卵，它，怎么说呢，它没有东卵那么时髦，但这是最肤浅的比较，不足以表明两者之间那种怪诞而又有点邪恶的差异。我的房子位于西卵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被夹在两座每季度租金一万二到一万五千美元的大别墅之间。左边那座是标准的豪宅——它的外观完全照搬诺曼底市政大楼，边上有座崭新的塔楼，其上攀援着稀稀疏疏的常春藤，还有个游泳池，以及超过四十英亩的草坪和花园。它就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姓盖茨比的绅士居住的公馆，因为我并不认识那人。我自己的房子很寒碜，但它寒碜得很不起眼，向来无人注意，所以我才有幸住进这座海景别墅，得以欣赏邻居的部分草坪，还能聊以与豪门巨富比邻自慰——这一切只要每月八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