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说精巧极精巧，说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很不幸，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杀戮之残酷，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历史似乎不讲对称，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很自然。仅就此点而论，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想想马可?波罗由衷的赞叹），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甚至凝结为民间智慧，例如在刘心武的笔下就出现过以下字样：“小乱进城，大乱下乡。”是啊，一次次的大乱总是先毁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里难保，还不如上山下乡吧。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则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动摇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历代那么些个圣贤与明君，为什么连这么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后来看了20世纪40年代末吴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农业大国的财政基础薄弱，“高薪养廉”很好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养廉，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钱买走他们的忠诚，即便“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意思吗？这样看，“抑商”所固的远不只是“农本”，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
代价就是城市抑制。因为讲到底，抑商即抑城。个中道理也简单：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加到一起，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的战乱，一起抑制了现代化以前时代中国的城市成长。据史家估计，1843年在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镇，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的4.2％高出了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国，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就达27.5％。这说明，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抑制就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
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国，主权动摇、被迫开放。以上海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却又被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战乱所抵消。正负影响算到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新的问题是，在结束了战争、重建国家主权之后，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不是就具备了消除传统时代抑制城市成长的条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