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还只有七八岁时，她已经是发育齐全的大姑娘了。她的母亲死于生她时的难产，但是她并没有像别人议论的那样，被当成母亲的克星，相反，由于她出生时即失去母亲，倒招来了许多左邻右舍的同情。因此，在她会开口叫人时，所有的女人她都一味地喊“妈妈”，而男人则是“大大”。没有人统计过姐姐在出生后的十二个月内吃过多少女人的奶。她每天笑得异常开心，这也使得她的家庭没有那种死亡的阴影。父亲象征性地给她取名叫“难难”，藉以表达对死者的愧疚。
到了她四岁的那年夏天，她的后母，也就是我的母亲嫁过来了。新娘到来的第一天，方难就对着一身红妆的姑娘大喊“妈妈”。新娘被她喊得热泪盈眶，当即收起了处女的羞涩，把她抱在怀里。过早培养出来的母性帮她在以后的日子里顺利地生下了两个孩子，但是她自始至终最疼的还是这个叫难难的女儿。姐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识字不多的母亲找来一本字典，自作主张把“难”改成了“澜”。
所以以后，很多人忘记了她们家三个孩子的身世，可是端倪在孩子渐渐的成长中暴露出来，姐妹二人的长相都像父亲，只有哥哥长得很像母亲，在性格上，我却和哥哥一样都随母亲的柔弱文静，姐姐方澜却显得反差太大，常常因为欺负了别的孩子而被人家家长找上门来。她跟在卖货郎后面试图用一只塑料拖鞋换取她们姐弟三个的棉花糖，企图失败后，她用土块砸碎了货郎手上的拨浪鼓；她爬到二丈多高的桑树上摘桑葚吃，她也热衷爬山，从山上找出各种能吃的野果子，她能分辨有毒和无毒的蘑菇；她玩跨步的游戏水平村上无人能比，那一双长腿使她行走如飞，风风火火；她胆量惊人，在父亲握着一根棍棒走到跟前时也会据理力争；她十三岁学会抽烟，十四岁跟着电影放映队的小伙子私自跑到了县城；她甚至敢在大白天脱得一丝不挂跑到河里畅游。那个做后母的站在河边上垂泪，做父亲的手握铁锹被其他人按住在大门口，而两个弟妹则躲在门槛儿边上放声大哭。因此，她没有获得什么好名声，虽然她肤色健美，五官端正。十五岁时，姐姐就过早地辍学了，其实她很想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倒霉的“黑水泛滥”的地方，可是因为我的母亲长年被病痛折磨，所以她不忍心离开。在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她就义无反顾地出走了。据说她闯荡的第一站就是北京。那时候北京对于我们这个小山村来说，是个遥远而神秘的好地方，是我父亲曾经有过一次失败闯荡的地方。我曾经听姐姐问过一个到北京工作的保姆：北京的水是清的还是浑的？保姆说：傻瓜，北京是首都，毛主席待的地方！大城市！天堂！哪里有黑水？北京的水都是从有开关的管子里放出来的，不是从山上淌下来的。
姐姐走时是一个静悄悄的黎明，我听到她翻箱倒柜的声响，把眼睛睁开时，看到她穿着一件海军蓝的衬衫，两只小辨子梳理得整整齐齐正准备出门。我只看了她一眼，而她也回过头来看我，她目光中的意味我多年以后才回过味儿来，那就是——同情。但片刻之后我就又被瞌睡虫带了回去，所以当天色大亮，父亲的骂声起来后，我才知道姐姐早已不知去向。
五年后她带着她北京户口的丈夫回过家一次。那时我已经在镇上读初中。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从镇上回来后还是听到了村上人对他们津津乐道的议论。据说那个男人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四的罗锅，事隔许多天我回到家后还听到人们模仿那个神气活现的罗锅在批评我们乡下人的愚蠢和落后，“难怪你两个妈那么年轻就死了，这地方哪里是人待的地方？”
姐姐那一次回来，主要是为了迁户口去北京，十多年前迁户口到北京，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啊！单凭这件事她就赢得了父亲和乡亲的谅解。随即，她和罗锅公然在山上搂搂抱抱，接着又在父亲砸碎酱油瓶子的声音中夺门而去。
我现在能记住的仍然是母亲死后姐姐离家出走时的海军蓝的衬衫，以及她投给我的同情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