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母亲走向水龙头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把手洗干净，又拿出另一个药丸，自己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到她说过的词，接着又说：“糟糕，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又把我的避孕药喂了狗！”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狗没有问题，她也没事。她只不过会经历一次额外的驱虫；狗已经切除了卵巢，所以也不会生育小狗。
但回想起来，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急匆匆地干什么去，而是她安静地坐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是保罗·詹金斯色彩绚烂的画作，壁炉里烧着火，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膝上，她的双手伸出毯子拿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和父亲坐在一起，安静地看书。
回想过去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只想着母亲治疗的那些事情。通常，治疗的头一天以及之后的一两天，母亲感觉还不错，之后就感觉不那么好了。她的新信条是妹妹的一位从事专职临终护理的朋友告诉她的：“制订计划然后逐一完成它们。”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制订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是力所能及的。
每天她都在努力回复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几乎都在跟哥哥、妹妹和我说话，交流彼此的近况，谈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进展。《纽约客》的记者，才华横溢、充满魅力的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时机非常好，他正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写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去阿富汗待段时间再好不过了。
罹患癌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治疗的副作用。罗杰已经提醒过母亲，说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倒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来，只能悲惨地躺着。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糟糕。但口腔的疼痛还是让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甚至无法开口说话，而这一切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还有腹泻、便秘和无尽的疲劳。如果只是红血细胞数很低，输血能帮助缓解，但很多时候，母亲仅仅是纯粹的疲劳。保持体重是一项持续的奋战，因为化疗让她吃东西时味同嚼蜡。
让人庆幸的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很关照母亲。从某种角度，她能够理解许多医生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痛入骨髓的口腔疼痛，以及一个早上需要去五到十次厕所的状况，这些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本质上说，治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是一种临终护理——延缓肿瘤扩散的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以便她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母亲的疼痛程度（母亲不喜欢使用“疼痛”一词，她更喜欢说“不适”），在用药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