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判断绅士的标准是依据其个人品德而定，这种通过对个人功绩或道德品行的认可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也是一种民主主义。
但是，一旦提到行政机构，民主的进程就不是惯常现象了。行政长官继承着清朝官员的传统，清朝官员除非环境所迫，其权力并不受到监督；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只有两种力量可以对其起到制约的作用：其一是处于等级链条之上的上级，其二则是处于其下的人民大众。在这两者之间，他可以自我掌控而不受束缚。只有事发后，他才会受到审判。
如今很多行政长官都是独裁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向我的中国秘书请教问题时，就像我过去常常征求学生的意见一样，他们立刻变得恭敬有礼，因为无论我多么彬彬有礼，他们只是认为我是在下达命令或是指示，所以我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有效的建议。
简言之，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如今已经强化为现代独裁主义的体制。蒋介石曾要求6 位被邀请前往美国学习一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在离开之前必须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接受思想培训，这对于教授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这里各种官员都要接受五到六周的培训，课程内容包体操、有序的规程和误导的讲话”。
在这个初夏，大众的思想出现了转折。同年7 月我再次来到昆明，我记录道：最近在西南联大出现的一场斗争。5 月底，西南联大召开了一次全体教授大会，会后派两位代表前往重庆递交了有关西南联大全体教员要求适当增加生活补贴的申请，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一是部分粮食补贴应该按市价以现金支付；按照官方价格，每担法币为900 元，而市场价格则是2400 元，补贴应该实现价值对等。其二是工资应随当地物价水平的上涨得到相应的增加。在昆明工资只比以往增长了5 倍，而物价据说已增长了300 倍。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西南联大是否能够破除政府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束缚，即对于全国各地的公立院校都应该给予相同的财政待遇，而不能有特殊情况。这场斗争到目前为止，陈立夫占据上风。
另一项要求，是想利用西南联大实验室进行商业生产，例如，制造电灯泡和电子管。为此需要资金来启动项目，孔祥熙许诺提供300 万元资金，据说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但是提交到行政院时，陈立夫提议在所有公立大学开展此项目，预算为1700 万元。而此前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最终西南联大只能从1700 万中获得80 万元的支持，再次遭到挫败。陈立夫的这一行动最终向仍需要结论的人们表明，CC 系一心想要打压西南联大的教授。各个专业的教授们公开表示他们对当局不再有任何的义务，他们将竭尽全力寻找自我谋生的方式。 8 月下旬，我去了昆明，之后又前往广西桂林，在此过程中我坚定了我的看法。桂林是美国的前方基地，作为地方中心与重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有着十分活跃的文化生活。在这里部分时间我与领事林华德（Arthur Ringwalt）待在一起，其他时间则与战时新闻局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在一起。在重庆之外的这些知识分子中，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更加公开化，但大学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在桂林郊外，我访问了中央研究院的地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以及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集结在地质研究所所长、经验丰富的李四光的领导之下，他是这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之一，创造了很多奇迹”。中央研究院有自己的大楼、单幢住宅、发电厂、能生产化学制品和精密仪器的工厂等。许多学者都在等待新的机会。在昆明，我见到了“周培源等人，这是一群极富魅力的清华人。周培源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和同事正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和密立根（Milliken）一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