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述这样一个故事仅仅是由于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其表现出一种极具自我摧毁力的自我主义姿态。从心理角度来说，我觉得冰面越薄，滑冰人滑得越快。局势的动荡不安导致了人们寻求在心理上的过度补偿。
蒋廷黻以其一贯的直率对CC 系的新闻部长说，当“100 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中有6 篇属于批评类”时，并不需要心烦意乱。互相驳斥是美国的传统。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如果更多的真相允许被公布，那么将有利于错误信息的更正”。
而对于中国吹嘘出来的公共形象，我于1943 年7 月也曾记录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向西方宣传的乐观景象是极其有害的，它不过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粉饰太平的衍生物。宣传部门和董显光（新闻局长）并不愿蒙蔽我们，至少不想把这个吹嘘出来的大泡沫吹爆，以免有朝一日泡沫破碎而使中国蒙羞。他们只是应对当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维护政府的脸面，在中国这是一个传统。没有一位官员公然宣称在他的部门存在失败和过失，官员们互相嫉妒和竞争，生怕落后于他人，因为如果承认失败、过失，则会遭到对手的攻击。同样，任何一届政府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指出国内存在的弊病，因为政府或者说凌驾其上的领导人会被认为是所有此类弊病的总负责人。我们将自然界存在的问题和人类对抗自然的努力加以区别，然而中国的传统却与众不同，人类和自然形成了自然—社会—伦理的连续体。在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时代，中国的皇帝仍然在祈求上天保佑，假如发生洪涝灾害，他必须向世人颁布“罪己诏”。如果他不承担责任，他就必须退位。
但如今，所有的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天命（意为民众的信任）开始转移。我进而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详尽理性的思考，以下内容是我对当时情况的冷静客观分析：
应该了解中国存在两个习惯：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一切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政府的统治下开展活动，否则将被认为是政府的对手而会视为是危险的。历史上的非政府组织只有秘密组织和商业行会。但由民众构成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危险性的。政府一直由一群占很小比例的行政官员和地方法官组成，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很大距离，依靠威望而非实权施行统治。因此任何能够指挥群众运动的新生组织都被看作一种威胁，必须在萌芽状态将其扼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组织是以组织者个人为基础，成员对组织者的忠诚如同公民对统治者的忠诚，新的组织意味着新的领导者的出现，自然而然成为在位统治者的竞争对手。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看，所有的新组织最终都被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包括1898 年天主教教会以及近至去年刚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现代的风尚是组织运动和建立各种全国性组织，因此，这类运动和组织由官方人士发动起来，例如，新生活运动以及蒋夫人领导下的妇女分会。然而这些组织存在的意义不仅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最主要是便于监督管理。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西方形式开展教育、领导、游说等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阻止不受官方控制的竞争社团的成长，防止其对官方垄断组织造成威胁。例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一些校园被用来开展活动，而在另一些校园则用来阻止某些活动的开展，事实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经常进行跟踪、监视的活动，因此西方人称其为间谍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