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们在此的长期利益考虑，我们必须鼓励培养那些具有领导能力且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所有人都认为没必要与留美归国学生保持联系，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是我们对华主要的人才投资，同时也是连接中美的桥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陷入不幸的处境，就如同与苏联的关系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 将文化关系项目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仅局限于技术援助层次。2. 直接从文化关系司派遣人员来执行文化关系项目规划。3. 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的研究（“文化”领域）。文化关系司派遣的官员走访大学并结识大学教员们。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洛菲尔德（J.Blofeld）曾于去年进行此项工作，因此美国人应该做得更好。所定目标要讲求实际，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干预，需要找到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并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轻易地认为他们过得还不错。事实上，一些人已经患病，而另一些人则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放弃学术研究。4. 将美国的交流学者派往昆明、重庆、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点大学开展交流活动。如果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美国军队在此进行作战，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前线不采取行动呢？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要求我们在对华关系上组建更多的政府机构。为此，国务院应该设立一个特殊的研究官员职位，其人选从学术界招募。如今，就像当初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外交部官员一揽全局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支持美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它们。而在中国开明教育就是美国的利益之一。（1943 年2 月于成都）尽管这种普遍的看法所用的字眼并不总和我一模一样，但我想是有可能实现的。战争努力促使我们提出更多维护文教科研事业的主张，如果说不是维护思想体系的主张，以便与后勤方面的大量努力相适应。随后，威尔玛将我的备忘录的副本传给了华盛顿的一些重要人物。我想它们开始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在重庆非军事性质的社会各阶层从事的调查工作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就是有幸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一次会议。国民参政会由国民政府于1941 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履行筹组代议制政府的诺言。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质，但是其成员代表确实为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我的朋友，来自昆明的钱端升，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他为我弄到了一张入场许可证。会议大厅并不大，约两层楼高，屋顶装有吊扇，洁白、朴素。张伯苓和其他人坐在后面高处的长凳上。顾问们聚集于会场安放椅子的一边，来宾和许多军人则坐在会场的另一边。其余很多看似充满活力的人，包括夹杂在男人中间的女性则根据抽签结果坐在会场的各处。
依我所见的全部情况而言，我怀疑国民参政会也会是昙花一现。然而，国民参政会成员似乎有一种自大的感受，很多人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事实证明，这些自由主义者希望代议政府能够移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很不幸他们的愿望并未实现。统治阶层精英汇聚一堂，成为联系公众、偶尔产生作用的机构，但作用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实权依然掌握在安全组织系统，他们拥有暴力手段，能够恐吓异己分子并打击反对派。显然，戴笠压倒了国民参政会，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同宣扬自由主义的教授本身一样，正日益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