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拜访了宋子文。在此之前多诺万早已叫上我一同会见宋子文与他的顾问鲁德维格·雷奇曼博士（Dr Ludwig Rajchman），后者曾是前国际联盟驻南京的卫生专家。宋子文让我想起了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的中卫多伊尔·哈蒙（Doyle Harmon），他带球速度极快，较之于在边缘浪费时间，更善于从后卫中突围进攻。而雷奇曼博士个头不高，目光锐利，鹰钩鼻，看起极像一位侦探。他们都以锐利的目光直视我，于是我也尽量以同样方式直视他们。
多诺万介绍说我是一名远东问题专家。之后他给我看了宋子文的信件。信中宋子文极力请求美国空军帮助中国阻止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他还说当时我们加紧为俄罗斯提供援助，但对中国说的都只是一些空话而已。当然，几个月后，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飞虎队将会为重庆提供防御，但是1941 年夏末，宋子文还在为中国的临时首都四处拼命地寻找空防支援，而多诺万是他奔走呼吁的渠道之一。但是多诺万当时正在华盛顿这个发电厂内建造自己的涡轮机。由于早早到场，我成为他特别安排的“专家”，然而多诺万并不比我更有能力为重庆提供空军支援，而我也是毫无办法。我记录道：“我并不确定宋子文的求援信是否被其他人读过。”（显然，我错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我见了很多人，但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到9 月份，我征得同意后邀请来自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伯顿·法斯负责研究分析处日本方面的工作。乔·海登（Joe Hayden）荣升为分析委员会的最高层。而伯顿和我还不具备研究指导者的经验，所以我们听从海登的建议，聘请密歇根大学的查尔斯·雷默（Charles Remer）来担任我们远东部门的领导。查尔斯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学，出版过外国在华投资的权威著作。一同前来的还有他长期合作的研究助手，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在国会图书馆新建的大楼中开始了不断向前的工作。作为新手的伯顿和我感觉雷默行事迟缓，当然其中不乏好意。但我们的问题是要找到有能力的人与华盛顿的其他部门竞争。
当多诺万派我们紧急完成一项有关中国铀矿的备忘录时，我第一次认识到“情报即力量”。很幸运，我们有一本最新版本的《中国年鉴》。我们在索引中查到了铀，并在正文中获知它蕴藏于湖南和江西一带。随后制图师绘制了一张突显出湖南和江西、并用××× 作标记的地图。当时我急匆匆地将地图交给正与托马斯·K. 芬勒特（Thomas K. Finletter）开会的多诺万。这是我为曼哈顿计划所作的贡献。
到那时，国会图书馆新楼并没有什么进展，于是在征得查尔斯·雷默同意后，我继续与其他机构保持联络。毕竟，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就是协调他们。于是我从来自北京和散布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新建立的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机构如经济战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中网罗中国问题专家。很快我们就将大家召集在一起，举办了非正式的周三午餐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