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律师
不过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之前有很多事情不对劲，受害父母的律师也非常可疑。我在董事会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邀请了杰克·阿什利加入。我们和与会的受害儿童父母，以及来自商业、法律和医疗领域的专业顾问，共同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最早提出质疑的保险精算师约翰·普雷维特参与并批准了最后的方案：包括1969年的案件在内，英国酿酒公司对所有受害儿童应负有2 840万英镑的赔偿责任。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六的一天，杰克·阿什利打电话说，他发现财政部计划对受害儿童的赔偿金征税。我立刻给次日的报纸写了一篇社论。接下来的一周，新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从政府基金中拿出500万英镑充入慈善信托中，代缴了税款。
反应停儿童的未来终于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如果可以确定让他们深受痛楚的医学和法律弱点，我们就能从中为社会汲取一些持久的益处。新闻自由并非小事，我们的报道草稿还在禁令之下。高院狭隘的观点让人难以接受，并让公共事务的讨论受到单个令状的支配。而在激烈冲突过程中发出的这纸令状，只是流于形式罢了。
上述的想法催生出了两个事件。首先，我花了八年时间，在最高司法层面为我们的案子争取新闻自由。其次，布鲁斯·培智和伊莱恩·波特着手复原反应停历史，以便我们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后能立刻出版。我们曾宣布，在“未来的一篇报道里”会细究悲剧发生的原委。只是这一等就是四年。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反应停的文件：有关于始作俑者格兰泰公司的德语文献，装满了三个大文件柜。另外的柜子里，还放有我于1968年从受害父母的药理学顾问蒙塔古·菲利普斯医生那里拿到的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文件披露，他们从格兰泰公司获得该药物后，只做了少量的研究工作；收到首个危险警示后，仍然盲目笃信格兰泰公司的声望，继续销售；药物下架前四个月，至少曾有两名，甚至可能是六名澳大利亚雇员发觉了此事；悉尼的产科医生主任威廉·麦克布里德相信，该药物就是导致他所接生的婴儿出现畸形的元凶。
被禁止刊载的报道，囊括了上述所有的信息。1973年初，我们对这些材料展开了独立调查，以验证有关反应停的普遍声明的准确性。公司声称，反应停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接受了严密的测试，没有证据显示药物会影响到胎儿。时任卫生大臣伊诺克·鲍威尔的转述、报纸媒体的重复导致了原告律师的轻信，让他们对微薄的赔偿心满意足。
在宣传活动的过程中，曾有评论家高喊：“这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教条事件，即认为胎儿会被有效地隔离。”不过他们都错了。《经济学人》、《每日电讯报》的商业新闻主编肯尼斯·弗利特，《律师协会公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佩雷格林·沃索恩都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