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官司
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法教授哈利·司垂特，猛烈地抨击了法官对保险精算师有关护理需求和通货膨胀的证据不管不顾，武断确定损害赔偿金的行为。自1969年辛科利夫的判决以来，这位法官所认定的属“无端猜测”的通货膨胀，已经让赔偿金额缩水了五分之一。
大卫·琼斯失去了四肢，他的父亲收到了最高的20 800英镑赔款。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这笔貌似不菲的赔偿眼下已经贬值。“要不是因为眼前面临的问题，我早就站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了……”帕特里克·波普的母亲动情地记录着她勇敢的儿子，他已经接受了42次手术，却没有收到一分钱。其他的报社和电台仍旧是一片死寂，我们也没有收到更多的电台邀请。这让人感到无比沮丧。
就在此时，一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填补了这种孤立感。周日早晨，杰克·阿什利议员致电我的家中。他双耳失聪，需要通过唇读妻子玻林的转述进行交流，因而我们的谈话稍显缓慢。他于1966年进入下议院，成为一名工党议员。之前，阿什利在兰开夏郡的威德尼斯做过起重机驾驶员，通过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和剑桥大学凯斯学院学习，并曾为BBC制作过广播和电视节目。当年，他几乎获得了一个内阁职位。只可惜一个耳朵的小手术，最后让他的双耳失聪。他能继续留在下议院，是因为来自身后的支持和人们对他的敬爱。
一日，阿什利坐在洒满阳光的花园里，读到我们关于反应停的报道，此时恰逢他担任各党派残疾人委员会主席一职。在接下来的这个周二，他与培智和奈特利在我的办公室会面，并且问了一些问题。他在最后表示：“那么，就这样决定了。赢不下这场战役，我就不写自传了。”
我重印了那三版报道，并分发给了每位议员、主编和电视制作人。阿什利则致信当时的首相爱德华·希斯，不想却被晾到了一边（法律事件不能由一个工党政府或通过这样的方法干预）。他又致信对此事负责的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得到的答案也基本无异：“这起案件在法庭上进行，所引发的问题就应由法庭来处理。”阿什利试图通过早期动议案收集签名，表明英国酿酒公司协议的缺失，最后也被下院职员长官[1]依法否决。随后，我们又重印和分发了次周的材料，结果仍是无人理会。《星期日泰晤士报》方面，尽管收到了数百封支持我们的信件，但议会和媒体的无动于衷，加上英国酿酒公司的躲躲藏藏，我们引起哗然的愿景怕是要落空了。
詹姆斯·埃文斯的妙计和策略，在此时得到了肯定。他有那么一段艰难的时期，要努力确保报纸版面没有混入任何看起来棘手的法律问题的杂质，保持我们法律责任桥头堡的地位。我插入的几段黑体短评，公布了英国酿酒公司长期以来否认过失的行为，也重申了我们公开信息是支持进行道德层面的讨论。日后，埃文斯和总检察长进行电话通气时，这份谨慎让他得以保持道德—法律差异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