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哈罗德·麦克米兰曾为菲尔比开脱，不久便被赶下了台。但是麦克米兰补充道：“我没有理由判定菲尔比先生出卖过国家利益，他的所谓‘第三人’身份无从考证。前提是这个身份真的存在的话。”
大量的照片，以及稍后菲尔比的一份新闻发布会抄本，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文雅、略有口吃的上层男人。他让记者们拜倒在自己的灰色条纹西装下，俨然一副国家安全牺牲者的姿态。在伯吉斯伙同麦克莱恩叛逃前，菲尔比很不明智地让他的这位剑桥老友留宿在了自己位于华盛顿的房间内。
我们手上有几篇菲尔比从贝鲁特发给《观察家报》的报道，内容多是有关中东问题的。离开驻外事务处，他成了《观察家报》和《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1963年初，菲尔比从贝鲁特人间蒸发，留下迷茫的埃莉诺·菲尔比不知其死活。六个月后，他出现在了莫斯科。
这里有一段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斯接受下议院质询的回答：“没错，在他变节前，的确承认了自己曾通过伯吉斯预先通知了麦克莱恩。”除了菲尔比的供认，整件事情出奇低调。一名身份卑微的前外交官和记者帮助友人成功出逃，早年更是和俄国人互送秋波。与权高位重的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相比，他一度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就是如此，直到我们曝光了事实真相才为人察觉。起初，我们推测菲尔比并非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那样的外交官，而是英国秘密情报局[1]的一员。这一重身份或许让他的地位更显重要。毕竟，他每天都在和秘密打交道，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只是常参加一些例行的外交事务罢了。那么，菲尔比都在英国情报部门做了什么？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我们的安全部门怎么就让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溜之大吉，并且自己养虎为患了呢？我认为这理应成为报道的主题，菲尔比是故事的主人公。
我们随即开展了可行性分析，我也转告培智人手不是问题。仅仅两个月后，事情就演变成为一场全面调查。6月，中东爆发的“六日战争”[2]曾分散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精力。战争高峰期，《星期天日泰晤士报》总共有18名记者，分别在英国、美国和中东工作。
培智骨子里就是一个极富活力的天才。一方面，他的澳洲血统让他对英国当权者白眼相看，菲尔比的故事更是坚定了他的鄙夷。“和我们打交道的，”他会这样说，“是一群上不了席面的蠢货，他们正把这片故土拱手送给老迈的出价人。”另一方面，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总是让他对别人的表里不一很感兴趣。培智并不需要他人再三催促他拨开菲尔比生活的谜团。从早到晚，他都会坐在打字机前，烟圈缭绕地将采访记录在案，整理他人的工作，进而汇编成为一部越来越长的备忘录。他把预感变成了假设。我，还有他的主要助手雨果·杨、菲利普·奈特利、大卫·列治和约翰·巴里都沦为了实验对象。
杨为调查织起了一张庞大的政治关系网。奈特利的谦逊和正直让他在赢取信任方面独树一帜。不过，在奈特利面前大谈克格勃总会让人局促不安——他长得像极了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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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秘密情报局，全称为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又称军情六处。原为英国情报机构海外谍报系统。
[2] 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