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
毫无疑问，谜底的揭晓尚需时日。就在开展工作的同时，我签下了一本图书合同，并雇用了一队电视台工作人员制作纪录片。这样做一来可以解决花销，二来能够记录我们的工作成果。布鲁斯·培智迫切希望将调查纳入自己的特稿单元，这也确实是明智之举。于是，我让编辑室给保罗·艾迪放了“几个月的假”，以便他能与伊莱恩·波特协同工作。波特在反应停一案的调查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反应停一役让我们受益匪浅。其间，我曾邀请两位洛杉矶的律师詹姆斯·巴特勒和鲍伯·福莱造访伦敦。他们所在的事务所赢下过一桩重要的美国反应停受害者的和解协议。巴黎空难发生的当周，福莱就来电与我详细讨论了如何避免让“29号飞船”的受害家属重蹈反应停一案的覆辙。他的想法是将赔偿诉讼的发起放在DC-10的生产地加利福尼亚州进行。346名遇难者中，有177名英国人、56名土耳其人、48名日本人、25名美国人以及40名其他国家的乘客。其中，不少英国乘客在医药、法律、科学、政府和劳动领域颇有建树。
培智与一名英国遇难者的遗孀玛丽·霍普进行了接触。她的丈夫弗朗西斯·霍普是《观察家报》和《新政治家》驻巴黎的记者。悲伤之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要知道，就在几周前，我还与他共进了午餐。弗朗西斯遇难时年仅35岁。而遇难者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不满40岁。
与培智通电话时，玛丽·霍普立刻称自己迫切希望在美国提起诉讼。她愤怒地表示，尽管针对航空旅行意外死亡的赔偿随处可见，但只有在美国，专断和蛮横方能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害家庭也可以获得巨额赔偿和感情慰藉。身为一名BBC的记者，她选择在美国起诉还另有原因：“我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笃信美国的法庭能够更快地还原其中原委。
福莱和斯图尔特·斯佩泽一同抵达了伦敦。后者是让这份笃信变成可能的功臣之一。他曾在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做过喷洒杀虫剂的飞行员，后来成立了第一家律师—飞行员法律事务所，专门处理各类意外死亡的案件。斯图尔特雄辩过人，对每个人都热心关怀，他还曾帮助拉尔夫·内德赢下与通用汽车的隐私案。
空难发生后不到四周，斯佩泽、克劳斯和马多勒三个律师事务所，分别是杰斐逊、巴特勒和福莱的合伙经营者，将玛丽·霍普的一纸诉状递交到加州中区联邦法院。这在“29号飞船”事件中至关重要。玛丽的勇气也让她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伦敦是全球航空保险市场的心脏。麦道和劳埃德保险社[1]（即麦道和土耳其航空的主要承保人）的律师，极力劝说其他受害家庭在英国办理即时的现金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