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则对他的街头智慧和个人感情遮遮掩掩。数月后，当事情的发展陷入僵局，他仍旧对“29号飞船”坠入并点燃的那片森林念念不忘，这驱使他继续工作。其中的私人情感，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
先发制人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或许无法从慌乱与困惑中得到更多答案，却结识了两位重量级人物。一开始，艾迪和特里就与宪兵队长雅克·兰尼尔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后者全权负责现场的相关事宜。随后的一周，他们又与从华盛顿飞来的美国航空安全局局长查尔斯·米勒取得了联系。与多数专家一样，米勒从骨子里讨厌新闻记者，对他们寻求浅释的行为更是畏惧不已。当时，“炸弹说”在多家报纸传开，《每日电讯报》甚至就此报道了两天。
不日，第三人帕特里克·福尔曼的到来，缓解了艾迪肩上的压力。福尔曼是一名律师，更是一位现役的多引擎飞机飞行员。身为首席法律顾问，打理完对消费者协会的调查后，福尔曼便重返新闻工作。他与米勒相处融洽，二人更是大谈飞行安全问题。米勒也由此确信，我们并非来寻求“方便答案”的。他与福尔曼和艾迪私下分享了自己的疑惑。
就涉及飞行安全的部门，尼克松总统曾对其中联邦公务人员的权力和独立性大加抨击。针对此事产生的影响，米勒第一时间向我们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过去，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角色模糊不清，它既是产业的推动者，又是产业的监督者。1969年，尼克松任命约翰·谢弗出任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也就此埋下了隐患。先前，几乎所有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安全建议，都会得到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采纳。但是到了1971年，将近半数的建议被联邦航空管理局驳回。除了工程故障，政治维度也是导致“29号飞船”坠毁的原因之一。
不久，主因便得以确定。一名奥利机场的调度员在回放雷达屏幕的录像磁带时发现，“29号飞船”的雷达信号点消失前1分钟，曾有一小块碎片从中脱离。后来，在距离坠机地点9公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这块脱落的“碎片”——一扇1.2米的货舱舱门和6具乘客的尸体，他们连同客机座椅被弹射出了飞机。
周中，我们便知晓了事情的原委：客机爬升阶段，机身的内压不变，外压降低。当飞机升至3 505米，内外的压力差大约是5吨。舱门只有部分门闩被锁住，以致突然挣开。大量受压的空气被瞬间吸出机外，发出爆炸般的声音，并导致客舱地板下陷，割断或阻塞了驾驶舱连接机尾的控制线路。机长失去了对飞机方向舵（控制飞机航向）和升降舵（控制飞机俯仰）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