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仲裁人，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律师。格林相信，古德曼势必能找到解决办法。他确实也说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盘封杀说辞。
杭特同意考虑一个删节后的版本。作为回报，古德曼也向他保证，如果遗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会提供14天的预先通知。这样一来，杭特就有足够的时间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为连续刊载版权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式介入进来。遗著保管人做出的鲁莽决定，将我们拖下了水。
要知道，只有在日记“准备”出版时，我们才能拥有连续刊载的版权。格林无疑是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这出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朋友、遗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负责人。在他的建议下，我在7月1日拜会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让杭特满意的删减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丧。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越来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删节版的日记，并在9月驳回了这个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讲述了事情经过。
“那么，”古德曼生气地对杭特说，“日记里还能说些什么呢？说克罗斯曼坐在内阁桌旁，闲来无事，安静地欣赏圣·詹姆斯公园的美景吗？”
杭特沉思片刻。
“这完全可以，”他终于表态，“前提是你们没有指出他身边的其他人员。”
于是，克罗斯曼的遗嘱执行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汉普斯蒂德的劳埃德勋爵和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表示，如果当前的诉讼程序在《国家保密法》之下进行，政府势必能阻止或处罚我们的出版行为。我们的律师也持相同意见。此外，受限于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协定，古德曼告诉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有任何出版克劳斯曼日记的计划，他一定会得到通知。
这也正是我所思虑的。想来想去，唯一能跳出这个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迅速的特点，打政府个措手不及。这一招需要技巧。克罗斯曼的另一位遗著保管人迈克尔·伏特，现在已是一名内阁大臣。他当初选择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记者出身。
作为一名记者，伏特理应对出版这件事满腔热血，可惜克罗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对下议院和政府内阁更加敬畏。他对能履行自己的公务职责感到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