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英伦的政治八卦(2)

此时,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仲裁人,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律师。格林相信,古德曼势必能找到解决办法。他确实也说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盘封杀说辞。

杭特同意考虑一个删节后的版本。作为回报,古德曼也向他保证,如果遗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会提供14天的预先通知。这样一来,杭特就有足够的时间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为连续刊载版权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式介入进来。遗著保管人做出的鲁莽决定,将我们拖下了水。

要知道,只有在日记“准备”出版时,我们才能拥有连续刊载的版权。格林无疑是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这出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朋友、遗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负责人。在他的建议下,我在7月1日拜会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让杭特满意的删减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丧。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越来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删节版的日记,并在9月驳回了这个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讲述了事情经过。

“那么,”古德曼生气地对杭特说,“日记里还能说些什么呢?说克罗斯曼坐在内阁桌旁,闲来无事,安静地欣赏圣·詹姆斯公园的美景吗?”

杭特沉思片刻。

“这完全可以,”他终于表态,“前提是你们没有指出他身边的其他人员。”

于是,克罗斯曼的遗嘱执行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汉普斯蒂德的劳埃德勋爵和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表示,如果当前的诉讼程序在《国家保密法》之下进行,政府势必能阻止或处罚我们的出版行为。我们的律师也持相同意见。此外,受限于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协定,古德曼告诉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有任何出版克劳斯曼日记的计划,他一定会得到通知。

这也正是我所思虑的。想来想去,唯一能跳出这个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迅速的特点,打政府个措手不及。这一招需要技巧。克罗斯曼的另一位遗著保管人迈克尔·伏特,现在已是一名内阁大臣。他当初选择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记者出身。

作为一名记者,伏特理应对出版这件事满腔热血,可惜克罗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对下议院和政府内阁更加敬畏。他对能履行自己的公务职责感到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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