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和激情。我在38岁那年，接过了这面大旗。我们召开会议的办公室舒适宽敞，席间整齐摆放着一排沙发、几个丝绸靠垫和一张埃姆斯椅。这都是斯诺登为汉密尔顿量身打造的。
当年，“洞察力团队”的办公室狭小不堪，只有三名记者和一名负责编写短篇背景材料的研究员。即便如此，基于报纸律师詹姆斯·埃文斯提供的证据，他们依然开展了对博若莱葡萄酒造假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
在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众多抱负中，最想实现的就是发展“洞察力团队”，再现W.T.斯泰德[5]所说的新闻“统治作用”—— “洞察力”。
罗恩·豪是“洞察力”的主编，一名高度的怀疑论者，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曾就职于《每日镜报》。他的副手布鲁斯·培智，是一个来自澳洲的聪明家伙，在墨尔本向艾德里安·迪默（《澳洲人报》的主编，后来被默多克解雇）学了一身本领。不久之后，我又给团队注入两剂澳洲血液——菲利普·奈特利和科林·辛普森。1981年，奈特利因为曝光了英国首富韦斯特的逃税丑闻而一夜成名。辛普森则是一个精明、多产的前军官和古董商人。豪点燃了一根慢捻的导火索，培智则继任了他的位置，急欲立下赫赫战功。
我加入报纸后，就与培智合作展开了一项重大的“洞察力”调查——伊美尔·萨旺德拉公司的汽车保险伪造事件。接下来的十年里，培智一直充当着重大调查事件的先锋。
丹尼斯·汉密尔顿成为《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后，常用白芝浩[6]的话形容他和每位主编的关系：“建议、鼓励和偶尔的警告。”与汉密尔顿共事多年，我从未见他偏离过白芝浩的路线。同汤姆森一样，汉密尔顿信任编辑的独立性。“与罗伊在一起，你拥有完全的自由。”他告诉我，随后补充道，“前提是你不可抨击女王。”
这就意味着，我们获准介入女王陛下的政府。理查德·克罗斯曼日记的出版，给了政府当头一棒。要知道，政府有明文规定，如果内阁大臣希望在30年内公布包括个人经历在内的纪实文献，必须提交官方审查。
1964年至1970年，克罗斯曼是工党内阁一员。他拥有敏锐的目光，善于攫取私下谈话和小道消息，更是一个强迫性交流者。他曾在牛津大学教书，对英国宪法极度痴迷，分析起来头头是道，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一样。尽管不失为“值得一读”，但独家新闻和逸事趣闻并没有为他的日记赢来掌声。反之，相关人士意识到，克罗斯曼决心全盘托出英国政府系统运作的实际情况。不管他的本意是好是坏，其中都包含了首相、内阁政策和大臣讨论内容的众多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