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供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14年里，汉密尔顿仅有过一次，试图引导我向经营者偏好的政治路线靠拢。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大选期间，他和善地建议我说，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为工党帮腔，汤姆森先生会很不高兴。周六晚些时间，我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了汤姆森我们的立场。他表现得泰然自若，先是给希斯和威尔逊做了精辟的点评，然后总结道：“嗯，不过哈罗德，一切还是取决于你……今晚的事情还顺利吗？”
汉密尔顿也就此罢手。汤姆森从来没有施加过什么压力，都是汉密尔顿自己的判断，谨慎使然。
汤姆森对他的商业判断信心满满，却在政见方面不求权重。他是个保守的人，但他的保守主义和塞缪尔·斯迈尔斯[5]一样朴素。默多克则散发着工厂机器的味道。经过早年自力更生的艰苦生活，汤姆森身上具备了先驱者正直、谦逊和节俭的品质。他对自己的成功也惊讶不已。这种天性是由内而外的，而非由外而内的。让人感到稍显古怪和偏颇的是，他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复制自己的成功。
相比之下，默多克的保守主义就和自立、朴素的人生哲学扯不上关系了。金钱和权力才是滋养他的源泉，手段无外乎控制、操纵和审时度势。他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利益的出现能让他搁置一切主义，自然这些信念也就算不上根深蒂固。他支持政客，也是基于他们能够赢得权利和赞同的前提。任何时候，一份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位经营者的需求面前，都毫无地位可言，只能充当其个人的工具。
和默多克一样，汤姆森视办报为一种挣钱的手段。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威廉所说，汤姆森持久的贡献在于，他努力保持了报刊在不断复杂化的商业环境下的专业性。默多克则认为新闻业是生意的一部分。新闻报道成了商品销售和个人权力交易的附属品。这种经营者的特点让人倍感厌恶。哈特维尔勋爵是《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编兼经营者，但他却堪称新闻总编的楷模。同样，《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也是如此。
汤姆森与社论的分裂，往往被描绘成追求利益的产物。这种解释真是大错特错。很多时候，《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社论题材，都会影响到汤姆森的钱包。记得有一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和之后一系列的报道，对早年北海油田开发许可证的问题进行了全盘报道。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汤姆森的商业利益，但他从来没有私下抱怨过。
汤姆森一行工作组还曾就出手电视台的问题，计划与圭亚那政府会面。然而，就在前一天，报纸刊登了一则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当地大选的报道，这队工作组随即被请出了圭亚那。还有一次，公司董事长戈登·布伦顿出行南非，我们也做出了相似的举动。多年之后，偶然得知这些事情的影响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我获悉自己阻止了一笔汤姆森亲自发起的交易时，多少还是会开始讨厌这些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