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白乐夫突然病倒了。“1939年春天，我在牛津做客时，突然发高烧，我知道我的疟疾病又发作了。”白乐夫回忆道。在西班牙打仗时，他们几乎常常夜宿野外，白乐夫就在埃布罗战场得了疟疾，当时他自己开药治好了。
“但是疟疾这种病常常会再发作。招待我的主人立刻把我送回伦敦，到一家专门诊治热带病的医院，给我服用高剂量的奎宁。”他说，“医院里的人对我非常友善、非常好，我提这件事，是要告诉你们下面这个小故事。”
白乐夫从沙发里直起腰身，继续说，“有一天医院主治医生来病房看我，他弯下腰问我说：‘你真的去过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白乐夫边说边向前欠身，好像他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向我们解释道：“当时在英国，中产阶级意识到战事即将来临，任何对抗法西斯的行为，他们都叫好！”
1939年5月20日，白乐夫、严斐德和纪瑞德一行三人从利物浦（Liverpool）坐上一艘英国货轮Eumaus，在海上航行四个礼拜才抵达香港。他们在那儿住了好几天，见到许多有名的中国作家，并且知道他们去中国，不是前往延安，而是去贵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
当时中国沿海的港口都给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也受到日军包围，他们无法从香港直接去中国，于是就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准备从那儿入境中国。那时正值炎夏，海防天气湿热，他们等着中国红十字会的人来带他们过境。这一住就是好几个礼拜，天天闷在旅馆里瞪着墙上的壁虎发呆，无聊透顶，直到有一天中国红十字会的王医生和司机开了一部美国旧汽车来接他们。可是车子很小，他们只能带上三分之一的行李。车到河内待了一晚，第二天他们就过边界来到中国。
他们经过南宁，然后到达贵州的省府贵阳。最后他们终于落脚到贵阳郊外一个叫图云关的小村子，那就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所在地。
图云关到处是山，山上只长草和矮灌木，西面山上有间小医院，里面的医生来自上海和北平，还有一些年轻的学生接受急救人员训练，连医生一起总共大约一百人。“我们在图云关待了好一阵子。负责中国红十字会的是一位姓林的中国医生，你们知道这位林医生吗？”白乐夫忽然抬头问道。
“我们听说过林医生，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宁远回答道，心想那就是林可胜医生了。
白乐夫想了一下，才说：“你讲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林医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不识中文字。他到中国之前，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教书。你们知道他战后到哪儿去了？”
见我们摇头，白乐夫继续说道：“我猜林医生可能去了台湾，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再没有提起过他。他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左派，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