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夫记得毕道文说，他是从延安来的，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抱怨，怎么连他也要做自我批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离开延安的原因。”白乐夫说，“但是他一直对毛推崇备至，60年代东德共产党批判斯大林和毛泽东，毕道文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就是批评德共对毛的看法不太正确。”
我看着手里这封蓝色航空信封，连一点皱褶也没有。上面，粗壮的蓝色钢笔字清晰地写着“Dr. Med. Oen Bik Tio, Bojonegoro”，邮戳是1966年8月1日。
“毕道文离开中国后，就回到家乡印尼，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小岛上的麻风病院工作。我们一直通信，直到苏哈托政变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白乐夫缅怀地说，“当时在印尼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同路人惨遭屠杀，我相信他一定是在那时遇害的。”
我们沉默了。
半晌之后，白乐夫忽而喃喃自语：“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写信给我的。”
宁远轻轻拉开旅行袋，取出一份文件递给白乐夫说：“我这还有一份毕道文的签名。”
“哦？”白乐夫坐直起来，惊讶的声调中难掩一丝喜悦。
白乐夫接过文件仔细地看，那是毕道文在西班牙时替一位美国志愿军签署的预防注射证件。他说：“不错，这是毕道文的签名。可惜我只知道这么多关于他的事，我很想知道他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昏暗的室内静寂得令人窒息，凝视着手中毕道文的照片和信，觉得一切既真实又恍惚。时间无情地隔开我们，毕道文早已无言，也许再也不可能查出他的下落，而当年英姿焕发的白乐夫，已是眼前埋在沙发里的白发老翁，时间磨损了他的听力，压弯了他的背脊，也毫不留情地拉慢了他的步履。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白乐夫这一问，打断了我们的沉思。
“都行。”我和宁远四目相触，接着又说，“就从西班牙开始讲吧。”
“你们一定熟悉西班牙内战，我就简单讲讲我在西班牙的事情吧。”
“我是德国共产党员，1936年听到西班牙内战后，12月就离开德国，辗转路经丹麦、比利时、法国，第二年2月15日从西班牙南方的内华达山（Sierra Nevada）入境，一路上经历十分冒险。”白乐夫缓缓地说。
1937年2月27日，白乐夫从西班牙南端的阿尔梅里亚（Almeria）北上，抵达国际纵队总部阿尔巴塞特报到，被分派到第十三旅当军医。第十三旅沿着内华达山行军，想收复南方大城马拉加（Malaga），来阻挡佛朗哥叛军从南方登陆。白乐夫随军在这个安达鲁西亚省激战很久，后来他转去马德里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