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败(三)

甲午之败(三)——严重毒化的军风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有大半是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皆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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