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三
温柔的金融巨人
2013年春，我请保罗·沃尔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一个讨论银行结构的高层研讨会，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拆分银行，同时也是很有争议的“沃尔克法则”。会议前一天晚上，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事、原世行中国局副局长胡长焘（Austin Hu）先生请我们共进晚餐。甫一坐定，沃尔克取出他的新传记送我，扉页上写道：“致我的中国老朋友朱民，他现在管理着整个世界呢。”我连说不敢，他朝我眨眨眼，说反正他听别人是这么说的。85岁的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这一熟悉的笑容把我带到以往岁月。
第一次见到保罗·沃尔克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沃尔克从美联储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谢绝了商业机构的高薪聘请，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做系列演讲。我早就听说过他对付美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史诗般的英雄故事，敬仰已久。我当时英文不好，所以早早地去占位，坐在第一排正中，睁大眼睛认真听讲。那天他讲的正是当年日元汇率升值的国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博弈和协调。往事历历在目，他几笔就勾画了博大的全球舞台国际政治金融风云激变，几个数据轻轻地交代了波澜壮阔的市场波动，几则新闻点出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几个小故事揭示出了全球政治金融博弈，然后分析了深层次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性变化和原因。他讲得宏大而又生动，我听得如痴如醉。这堂课对我影响深远。我去美国时主要想学国际贸易，当时我国正开始改革开放，我从东亚经济起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普遍重要性，也相信贸易发展会对中国经济起飞作用重大。正是这堂课让我萌生了转学国际金融的念头。演讲结束了，沃尔克走下讲台到我面前，友善地问：“年轻的中国人，你觉得有趣吗？”我喃喃地说：“非常精彩，但我可能没有完全听懂。”他微笑着朝我眨眨眼：“中国人会明白的，你们中国经济正在起飞呢。”这个微笑开启了我们长长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末，我已回国工作。一个初夏，保罗·沃尔克时任普林斯顿校董，他和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主席以及邹至庄教授和夫人波拉率普林斯顿大学代表团访华来到北京。期间有一个周末，他想去看长城。我是一个长城迷，就直接选了我最为钟爱的，也认为是最为壮观的司马台长城段。到了那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时，沃尔克已经70岁了，2米高的巨大个头，身材魁梧，但走路已经开始有些摇晃。而那时司马台长城段尚未维修，先要绕一个小湖，走好长一段路，然后是一段很长也很陡的山路，才到司马台长城脚下，需要攀越一段残墙，才能上得长城，再沿着零落斑驳的台阶的废墟攀登。北京的初夏，阳光骄人，走在那段很陡的山路上，我看沃尔克走得已经有些困难，大汗不止。前面路还很长很陡，我建议退回去，他生气地说，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哪怕慢一点也要上长城。他坚持不要我们的搀扶，一个人坚定地往上走。我们终于爬上了长城。上到第一个烽火台，我们坐下来休息，并照了一张相。他告诉我，在他的经历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对的事就要坚持，绝不气馁。一个月后，我收到他寄给我的相片，我们俩并肩坐在长城的台阶上，大汗淋漓地笑着，背后陡直的长城蜿蜒起伏。相片的背后，他的手书英文写道：“民，回到纽约已经两个星期了，我的双腿仍然酸疼不已。”
2010年我赴华盛顿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虽然是重回华盛顿，但工作的重任立即使我感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当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年会期间，保罗·沃尔克主持一个论坛，他特意请我参加并发言，那天同台发言的有当时的欧州央行行长特里谢、摩根大通银行国际总裁弗兰克尔，以及沃尔克和我。他着重介绍我们交往多年，强调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他对我的提携和厚意令我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