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对亚洲的影响，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是和欧洲的相关性非常密切。欧洲各国政府欢迎沃尔克担当美联储主席，也就毫不奇怪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都当过财长，和沃尔克过从甚密，对他充满期待。沃尔克必须应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挑战，也要关注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对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
沃尔克在纽联储当过操盘手，懂得市场心理的脆弱性，也相信芝加哥学派和明尼苏达学派的理性预期理论。因此，按当时的形势来看，他明白回旋的余地不大，治理通胀不能操之过急，一上来不能火力太猛，以致瞬间弹尽粮绝。不到真正的危机阶段，过于激烈的举动难以得到社会上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上任之初，顾及美联储有些理事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在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建议联邦基金利率缓步上升。由于美国通胀的严重性，光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沃尔克要考虑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大，因为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市场的影响更加直接，市场的反应也将更加激烈。所幸，他的建议以微弱多数得到通过。
沃尔克实施的货币政策，打击通胀的力度之大，被喻为法国元帅菲利普·贝当的1916年凡尔登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当以伤亡35万血肉之躯的代价，抗击德军，守住了阵地。沃尔克能否守住，承受几十万失业大军的压力，同样是严峻的考验。我当时初到美国工作，对美国经济的特点和运作没有深刻了解，但是亲身体验了这种惊心动魄的抗通胀之战的氛围。利率飙升，货币市场的利率一路攀升至21.5%。当时，有些人并不看好沃尔克这场“豪赌”，认为他赌技不高，赌注却下得很大。连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也不看好他，并扬言：“有些人看上去很聪敏，无非是手中有大把钱而已，去相信这些人，就是看错了人。”
沃尔克亲自发动的这场抗通胀大战，是对他智慧和毅力的双重考验。他断然否认自己是赌徒。他说，他玩的赌博游戏，充其量不过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玩“大富翁”这种游戏。那时，我们在家里也都陪孩子玩这种游戏，确实跟那种事关重大的决策完全是两码事。沃尔克认为，一旦传统的办法无济于事，就得探索新的路径，虽然新办法是未经证实的策略，那也只能如此。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欧洲诸国对他的举措持肯定的态度。沃尔克赢得了这一美誉：“25年来第一个拿了那份薪水、做了该做的事情的美联储主席”。
客观世界总是复杂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按照理性预期理论，抗通胀手段会使短期利率飙升；另一方面，对通胀下降的预期又会使长期利率下降。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十年期国债利率随着联邦基金利率一起上扬。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理性预期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但是，沃尔克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明白理性预期理论在现实中得到证实，需要一定的条件。他认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乃是因为美联储的公信力存在问题，市场怀疑这种政策的持久性。沃尔克坚信自己的路是走对了的，因此放手让利率自由浮动，而将货币发行总量作为紧紧对准的目标，让市场深信这是美联储负责任的政策，是新的综合性政策的象征。他吸取联储前主席伯恩斯的教训，不能半途而废。但是，美国当时的通胀是非常顽固的，一两剂猛药下去，短期内也难于奏效。
当经济运行处于某种失控状态时，无论是通胀、通缩，还是金融、债务危机，采取应对措施时，一要拿得准，二要坚持到底。顶住各种压力，面临一时挫折也不为所动，实在是非常难的事情。浮士德为了获得无穷的知识，拿自己的灵魂和魔鬼做交易；而沃尔克实施的盯住货币总量目标的政策，一任利率自由浮动，等于将他的全部家当都抖搂出来，和货币主义者做交易。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老同事亨利·沃利克曾经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买卖可能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沃尔克则说：“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与魔鬼做交易。”此话充分表达了他的自信心。有意思的是，沃尔克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充满自信的。他和沃利克在纽联储共事时，同时喜欢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沃尔克认为自己身高过当，相貌平平，始终鼓不起勇气和她约会。沃利克不必和沃尔克有任何较量，就毫不含糊地把梅布尔·布朗娶回家了。事后沃尔克承认，沃利克不算偷走了布朗小姐，是他自己胆量不够。但是，沃尔克对自己的智慧则是充满了自信，做起事情来毫不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