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就在西方国家惊恐日本神奇崛起之际，中国慢慢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外交》杂志等刊物对“红色中国”的诸多变化感到好奇，断言中国人民“不仅强烈要求进步，还敏锐地认识到未来发展的局限性”。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崛起”表示忧虑。据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仍然强劲，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重视人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势不可当，任何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讨论都已不值一提，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到了2011年，无论是中国国内的举措还是国外的行动都会引起外界的不安。这里最好的例子当属中国的非洲援助战略。中国被描述成“新殖民主义资源争夺战的狡猾赢家”。中国积极向非洲提供发展援助，其主要形式为输出廉价制成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发放软贷款，并且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要求受助国必须尊重人权。
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加深了部分西方人的恐惧：除了众多投资和贷款一揽子项目外，中国还承诺3年内培养15 000名高级技工，创办10所农业技术中心、30所医院和100所学校。此外，中国每年还会资助4 000名非洲学生到中国学习。所有这些承诺真的都会兑现吗？中国的这些举动会影响到那些视它为威胁的国家吗？中国凭借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现在又把眼光放得更远了：通过软实力实现“全球和谐”的理想。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把自己制造的廉价牛仔裤销往世界各地，还要出口中国的思想，北京共识就是最贴切的例子。
北京共识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革新与试验、出口导向型增长、国家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和投资，以及在金融特别是设定税率和掌控汇率方面的自主权。
政府的角色以及透明度缺失是北京共识引起广泛忧虑的一个原因。要理解北京共识必须参照“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倡导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为深陷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模式。当然，这两种模式并非南辕北辙，它们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维护财政秩序、积累外汇储备、管理通货膨胀以及扩大征税基数。
北京共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超过5亿人口成功脱贫。识字率从1982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94%。婴儿死亡率在1990~2005年下降了近40%，1970年每千名活产婴儿就要死亡80例，而到了2008年则降至17例。同期，电话使用率增长了94倍还多，达到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每年增长约18%，而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为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2010年约有2万亿美元。
中国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北京共识，许多与政府政策无关的因素也是促使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原因。举例来说，目前70%以上的中国人口处于适工年龄，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显现，这一人口趋势将不再持续。此外，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一优势缓和了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外需紧缩的困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都曾享受过这些有利条件。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北京共识的弊端，比如贪污成风、地区间商业竞争残酷、扰乱市场秩序、缺乏言论自由、收入差距扩大、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的农村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近几年才开始着手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本书不是要批判各种发展模式，而是要揭示这些硬实力问题背后隐藏的软实力恐惧问题，以及两者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在探讨中国软实力之前，我首先要指出为什么一些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会出错，并解释外界对中国的恐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