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自明，民众信心对于银行业来说十分重要，”《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如是说，“这也正是为何早期希伯来人要将当时的银行业务建在神殿之内的原因，以至于后来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把银行修建得像神殿一样。”在美联储工作的人本身都是彻头彻尾的唯理主义者，经济学家就是一群研究数字的人，他们建立起科学理论用以解释经济行为和检验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不过他们也会不自觉地利用起美联储机构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气息。美联储的委员们一谈起“中央银行的神秘性”就群情激昂，可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完全解释其为何会如此神秘。一名前委员在描述经济学家进入美联储后集结成联邦储备幕僚团体的机密性和团结性时，将其称作在“做修女”，就像是修女进入一家女修道院时的情形。一位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在偶尔提到美联储的这些高层经济专家时还会不无讥讽地称其是“一群修道士”。7
理查德·塞隆（Richard Syron），波士顿储备银行副行长，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沃尔克的特别助理，在他看来，自己曾经效命的美联储的机构风格及构造与罗马天主教会十分类似。美联储就像是教会，这或许正是我在这里工作会感觉很舒服的原因。它拥有一个教皇，也就是委员会主席；还有许多红衣主教，即委员会委员和各地区储备银行行长；当然还有元老院，也就是高级幕僚团体；而各商业银行则相当于活动在教堂内的普通信徒。如果你是这个教会中不听话的教区居民，那么你就需要忏悔。在这个体系里，如果你淘气，就要到“贴现窗口”去申请贷款。我们甚至拥有不同的秩序和宗教思想，就像耶稣会士（Jesuits） 、方济会士（Franciscans） 和道明会士（Dominicans） 那样，只是我们会称呼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neo-Keynesians） 而已。
美联储的官方保密性自然会增强其神秘气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都会召开8次至10次会议，针对货币供给政策进行反复研究，决议过程也绝对机密。只有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后的6周至8周，美联储才能向公众发表有关上次会议决议结果的简短报告，而相关的内部报告、备忘录以及支持决议的经济分析报告，需在之后5年内被封存为绝密档案。委员会审议意见手稿从来不见天日，因为其再也不能被完整保留。过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经有过在政策公布5年后将当初审议手稿公开的先例，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历史记录就全部被即时销毁。国会颁布《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后，时任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决定废止对审议手稿的完整记录程序，唯恐日后受迫于立法机构过早地将决议透露给民众，为美联储官员减少麻烦。而除美联储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享有如此的隐私权，甚至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联储会自圆其说，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或是在事实发生很久以后。从表面上看，这是有意要规避美联储自身决议的市场操纵性和“内部交易”，但这也同时是在提供一种政治掩护。这种保密性更加刺激反对美联储的群情激愤，就连某些知名学者也表示美联储的表现看起来总是那么刺眼和令人愤怒。无知是无能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批评家的愤怒就像是小孩子因为被剥夺家庭秘密的知情权而严重受挫后的大发雷霆，那扇紧闭的大门背后到底在发生什么事？爸爸没有回答，那一定是某件非常重要的事；妈妈也不会说。当然不会说，因为隐藏在青铜色大门背后的是有关性行为的事，而这对于孩子来说几乎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