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沃尔克的负面评价无疑拉响了警报，”莫尔说道，“他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定的人，很有主见，这就决定了他有可能不会配合您的政策方针。”
莫尔决定将自己的疑虑讲给卡特总统，并建议卡特能从其他候选人当中另选良将。14
当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骄傲的狮子 昂首阔步穿过电视镜头，当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一群乐观的公牛穿梭于电视屏幕，当演员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在家中向采访者慷慨陈述美邦银行（Smith Barney） 的种种优点，当所有人都停下来开始洗耳恭听E.F.赫顿（E. F. Hutton） 的建议，所有这些公众形象都代表了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美国人都在寻找是谁掌控了美国的剩余财富。
电视是培养民主幻想的温床，因为每个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公民和家庭都有权使用这种媒介平台提供的商业信息，在与电视的日常“对话”中吸取各种广告标语和那些可见的陈词滥调。由于电视是一种大众媒体，因此其鼓励广告人与每位观众交谈以达到强化商品印象的目的。事实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华尔街的电视广告针对的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观众群，即那些积攒了大量剩余财富的少数美国公民，只有这些人才买得起华尔街上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
和电视商业行为一样，金融产业也鼓励一种以加强金融商品印象为目的的广告行为，旨在让普通美国家庭认同“投资”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鼓吹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亿股票持有人，其中女性股东的比例正在上升。一些时事评论员将金融市场描述为民主政治的典范，投资者每天是在就经济事务进程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然而在华尔街，民主政治是在“1美元=1张票”的规律下运行的，这种投票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银行和经纪公司的广告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这一小群人，凭借的手段就是公司形象以及推出的各种类型投资项目。举例来说，佩因·韦伯（Paine Webber） 在新闻台和体育台花钱购买商业时段做广告，其吸引的观众一定具备上层人口特征：收入更多、受教育更高且为男性；体育运动中一般以高尔夫球、网球和大学足球项目最能吸引更为富裕的观众群。佩因·韦伯广告部主管约翰·兰普（John Lampe）说道： “我们要的只是民众中相对较小的那一部分……当然如果我们有很多钱，那在橄榄球超级杯大赛上做广告就再好不过。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观众，但同时也要花掉更多的钱。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平衡——我们宁愿选择在美国网球公开赛或高品质的高尔夫联赛上做广告。可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我们想要的，我无法想象在保龄球锦标赛上打广告，虽然我没有任何理由瞧不起保龄球或是观看保龄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