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年纪念日。”
我感觉自己有些坐立不安，想要做点实事。我不希望警员们谈起我的太太是多么动人，我希望他们出门去找我那个混账太太，不过我没有把这主意大声地说出口—通常我都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口，即使有时候我应该这么办。我会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埋在心里，还会仔仔细细地分门别类，到了令人烦心的地步：我心中那座地下室藏着好几百瓶愤怒、恐惧和绝望，但人们永远不会从我的脸上猜出来。
“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个大日子，让我猜猜，你在‘休斯敦’订了座？”吉尔平问道。“休斯敦”是镇上唯一一家高档餐馆。“你们真应该去尝尝‘休斯敦’试试看”，当我们搬回密苏里州时，母亲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把“休斯敦”当成了迦太基独一无二的小秘密，希望那家餐馆能够讨好我的妻子。
“还用说吗，当然在‘休斯敦’订了座。”我回答道。
这是我第五次向警方撒谎，我才刚刚开了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