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寻找印度通天绳魔术的起源时，发现它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中国。印度现在存在一种风险，迷恋于自身的高速增长，以为又在跟中国一起表演一场魔术——以8%或9%的速度似乎永无止境地增长——以为这会让印度成为未来10年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到了2011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印度的增长预期降至7%以下、投资者的信心开始动摇时，印度的精英们似乎更为关注如何享用这笔意外之财，而不是努力保持这种快速增长。
关于这种乐观想法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印度持续的婴儿潮从之前的“定时炸弹”，变成了社会精英心目中的“人口红利”。直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还在努力动员整个国家对抗人口过剩的危险，但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消失，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婴儿潮产生的新一代劳动力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会为印度带来同样的好处。确实，中国的婴儿潮即将结束——赡养比例，也就是退休老人与赡养他们的年轻人的比例，将从2015年开始急速上升，而印度的婴儿潮还会持续下去。到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37岁，印度人的平均年龄为29岁（欧洲人的平均年龄为49岁）。很多印度人现在把人口看作一项相对于主要对手国家的关键竞争优势：希望中国未富先老，而印度将在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印度的这种信心忽视了战后很多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经历，当时大批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引发了失业、动荡以及更多需要养活的人口。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印度相对强劲的教育体系、创业热情以及跟全球经济的牢固联系，所有的劳动力都将会投入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实情，但印度已经显现出某些增长乏力的危险信号，比如不合时宜的过度自信。在近期的危险信号出现以前，很多外界人士对印度也充满信心。我把印度在这个10年作为脱颖而出的国家继续发展的概率设定为大约50%，原因在于印度和国外精英们忽略了一系列风险，包括臃肿的政府、裙带资本主义、财富与权力流动性的下降，以及农民继续留在农田里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破局的早期信号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执政时就开始出现，但辛格的执政并不是其真正原因。辛格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帮助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向世界贸易开放。那时印度处在危机之中，辛格引领了彻底的改革来打破被称为“许可证制度”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不仅规定谁生产何种货物，还规定了生产多少、价格如何。此外，辛格还把进口关税从平均85%降到25%，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印度股市。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每年增长5.5%，比80年代快不了多少。但是随着大量的宽松资金突然从西方国家流入，这些改革让印度为在2003年开始的全球性繁荣中腾飞作好了准备。2003~2007年间，印度的增长速度提高到了接近9%，在世界上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