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引发关于道德层面的非议，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性话题节目制作者只好采用医生做电视门诊等形式，打着生殖健康这个虚伪的幌子说性事。”张先生是北京一家媒体的编辑，他尖锐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采取‘鸵鸟政策’，来个不理睬不承认主义，就会不难发现，从古到今成人文化仍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事实证明，对任何基于人性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只能采用疏导的方式而不能采用围堵的方式加以规范。”北京东城区的周宜慧女士认为，“应该允许成人文化的存在，关键是怎么管理的问题。比如性教育，应该打破中国人那种所谓‘做得看不得，看得说不得’的虚伪，让所有人能以坦荡的心态去面对。”
北京的一位学生家长认为：“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特别是网络的发展，承载着更多的成人文化，这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也比较大。如果有机会，他们肯定想去涉足一些未知的领域，或是已知又了解不深的领域。所以，一方面要从网络安全
和网络建设考虑如何控制，不能随意提供一个假名，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使用一些有争议的服务，这些都是有关部门要完善的。”
“成人文化作为‘另类文化’在任何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市一个文化部门工作的王颖说，“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成人文化的管理，应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在制定这方面政策的时候，还要考虑绝大多数民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这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传统道德有关。比如在西方国家可以开放的‘红灯区’，在中国就不行，这不但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相矛盾，也和中国传统性道德观念相冲突。”
“现在信息传播那么方便，很多成人文化如果管理不好，我们是很容易接触到的。”北京一名叫王婷玉的中学生说，“比如美国大片《冷山》在国内公映时，许多电影院都爆满，未成年人看也不受任何限制。即使黄碟，花 10元或是 20元，在大街上就很容易买到。这些对我们的影响确实不好。”
“在成人性产业发展问题上，政府部门可以允许一些地区封闭管理，低调经营，比如红灯区等。”北京一位市民张先生说，“某些地方的警察热衷于扫黄行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增加本单位的收入。在个别地方，有些警察为了创收，和当地的妓女沆瀣一气，敲诈勒索嫖客。还有的警察暗中收取保护费，支持地下性交易活动，甚至帮助个别从事性产业活动的企业排挤竞争对手。如果政府能够适当开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这些地区性产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处女嫖娼’这类的怪事就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