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国有化”也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还是中国的制度优越。在某种意义上，热炒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题都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厉以宁：这种看法比较肤浅，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行制度调整的思想障碍。要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制度调整。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体制，1979年以后开始了体制的转轨，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马国川：但是在一些人士看来，恰恰是中国目前的体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大冲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吗？
厉以宁：我们不能奢谈自己的体制优势。如果说过去的30年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进行制度调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制度调整呢？本次经济危机将促使西方国家加强私营银行和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等。那么，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且应该加紧推进。我们自己不是没有教训。前几年，我们老说要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不那么成功呢？就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既然日子很好过，为什么要转型？过一段再说吧！反正日子过得还不错。这就耽误了转型。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不能耽误了经济转型。经济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大家不感到形势很危急，一般不会想到经济转型，事实上，只有经济转型了，才是真正的复苏。同样，为什么非得等到危机来了，才进行制度调整呢？那样不但被动，而且难度更大。
马国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79年以后中国进行的体制转轨避免了一场危机。
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我们可以把一种制度下的体制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刚性体制是一种僵硬的、不灵活的体制，弹性体制则是一种柔性的、较灵活的体制。放眼更长远的历史，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庶民就是庶民。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人们可以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 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