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压力，联邦政府也大力投身于教育。1997年4月17日，“早期儿童发展和学习白宫会议”举行，第一夫人希拉里不仅出席，而且发表了重要讲话。早期儿童教育成了美国的国策。在布什任上，国会又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加强联邦政府对学校的监督，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办法确立基本的教育水准，惩罚那些达不到标准的学校。结果，标准化开始越来越热。我女儿从四年级开始有全州的考试，有时一周要考两三次。有学习慢一点的孩子，吓得不肯来上学，家长只好将之转到私立学校。为了让孩子们在四年级时适应得好一些，许多学校也纷纷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为标准化考试作准备。比如，有些学校采取了家庭作业递进制，每升一级，家庭作业多10分钟，从幼儿园的10分钟家庭作业开始。这样，到了四年级需要应试时，孩子就自然养成了一天做50分钟作业的习惯。当然更不用说，商业教育公司大肆兜售《婴儿爱因斯坦》、《婴儿莫扎特》之类的产品，许多家长生怕孩子落后，要求学校多留作业。
这场幼儿园的家庭作业大战，体现了美国教育应试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中国要不要追风？事实上，中国根本不是追风的问题。中国的应试教育之风早已吹在美国的前面，早已渗透到了更小的年龄层中。不过，美国和西方这种早期应试教育的经验，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参照意义的反面教材。毕竟，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比较发达，能够追踪接受不同类型教育的孩子从四五岁一直到成人时期的表现，比起我们普通人的印象来要准确得多，而且能够进行跨国比较。前面已经提到，目前欧洲的研究结果证明：接受了早期应试教育的孩子，虽然小学享受着短暂的领跑阶段，但到中学以后学习比较慢，普遍被没有接受早期应试教育的孩子赶超。我们日常的经验也能提供不少印证。那些从小用功的乖孩子，到了中学后就越来越没有优势，似乎大脑已经老化。而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小学时不好好读书，但到了初中或高中突然“懂事”，学业突飞猛进。我们常说，这种孩子的大脑还处于清新状态，特别好用。
其实，美国的应试教育有许多社会原因。大体而言，应试教育在中低产阶层中比较盛行，在中高产中则受到许多抵制和批评。中低产阶层，特别是贫困阶层，一般家长的教育程度很低，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同时贫困地区的学校很穷，以有限的资源解决弱势阶层子弟的教育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批量生产，一个照本宣科的老师（这种老师经常素质不高，无法创造性地教学）管一大堆孩子，用统一考试来测量进度，多少能保证基本的教育底线。中高产阶层所在的学区相对来说也比较富裕，能花得起钱雇更好的老师。素质高的老师不需要统一教程，每个人教的班级里人数又很少，当然可以进行启发式教学。更重要的是，中高产的家长至少是大学生，对教育的体会要深刻得多。即使没有学校，他们大多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循循善诱。所以，教育水准高的家长，大多要求孩子的教育是“对话式”，而不是“满堂灌式”。
我女儿在这方面非常幸运。她从1岁半开始就进入了纽黑文一家著名的幼儿园“创造孩子”（Creating kids）。该幼儿园遵循的是哈佛著名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力”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儿童乃至人的智力比传统学校课程所涵盖的要宽广得多。传统学校课程主要以语文和数学为核心，扩而广之不过是文史和数理，这基本上是传统的智商理论所强调的能力。但是，Gardner发现人的能力要广泛得多，如音乐、肢体运动、人际互动等等。他主张突破学校常规课程，给孩子更广泛的发展机会。Gardner的理论虽然还有许多争议，但他至少意识到成人对孩子智力和情感发育过早地干预和“修剪”是多么有害。女儿所在的这个幼儿园，在Gardner的影响下坚持自然成长的原则。其中的一个硬规矩就是绝不教读书识字或者算术，从来没有家庭作业。同时，幼儿园强调老师给孩子读故事，教孩子各种舞蹈，带领孩子接触自然（玻璃窗上设有透明的鸟窝让孩子观察鸟儿的家庭生活）等等，保证孩子绝对快乐。我们当时还有些担心，曾质询过幼儿园的主管是否应该让孩子认识几个字母，但被干净利落地拒绝。结果呢？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阅读已经很好。早晨醒来看父母还没起床，自己先读半个小时的书。如今到12岁，也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也难怪，当时耶鲁的许多教授和研究生，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个不教读书写字的幼儿园而不遗余力。
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父母怎样根据孩子不同阶段的发育特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孩子的潜力。记住，这里讲的是“激发”，而不是“灌输”。“激发”是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等这火焰烧起来，孩子的成长你想挡也挡不住。“灌输”则是把你有的东西急急忙忙地硬塞给孩子。最后孩子所掌握的，大不了就是你有的东西，或者你认为有用的东西，很难有超出你想象的发展。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硬塞给孩子的东西很难成为孩子自己的东西。总之，孩子是个幼苗，家长和老师要对之施肥浇水，培育其内在的生长动力，而无法替代他们的生长。下面，我就将具体记述和讨论这一施肥浇水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