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谋盛接管父业不久，正逢上矿业、饼干业都不景气。但他发现了建筑业的潜在商机，苦心经营数年后，业务宏发声誉大振，成为了建筑界的后起之秀。他先后被选为建筑公会会长、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等职，逐渐走上了社会活动家的道路。林谋盛和当时一批亲近国民党思想的人士交往频繁，被称为华人社会的“少壮派”，与当时以陈嘉庚为首、思想亲共的所谓“元老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抗衡和斗争，有关的同乡会、宗亲会等社团都被卷入漩涡之中。但是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新加坡的华侨纷纷参加抗战筹赈，林谋盛被推选为南侨筹赈会交际股主任，而陈嘉庚先生则是南侨筹赈会会长，过去的“少壮派”、“元老派”之争捐弃了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之下。
当时日本人在星洲有很多铁矿山，从这里开采的优质铁矿满足了日本国内25%的供应，而日本国内生产的武器弹药则是运到中国大陆来屠杀中国人的。从1938年起，马来亚新加坡华人开始对日货的抵制和发动日本人矿山企业的大罢工，动员日本企业的工人退职，让日本人企业开不了工，林谋盛是这次运动的策划人之一。位于丁加奴州的龙运铁矿是日本人的企业，雇用华工近三千人，是日本人开办规模最大的铁矿，生产大量的铁矿石运往日本制造军火。林谋盛考虑，如果能够发动龙运铁矿华工罢工，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而日本人也早有准备，在矿山上设立武装警备队，严防外来人进来宣传鼓动。林谋盛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矿区，成功地策动了来自中国内地河南、山东、温州、福州等地的三千名矿工停工离开矿山，甚至一大批人因此而乘船返回了中国。龙运铁矿华工集体罢工后，逼使铁矿陷于瘫痪，日本军火工厂也被迫停产。这一罢工事件不仅震动星马地区，而且轰动了世界，当时的各国通讯社纷纷发出电讯报道。
1941年12月，日寇进攻马来亚半岛，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工部部长。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新加坡城内一片恐慌。由于陈嘉庚先生已先于全城陷落之前逃离，林谋盛便担当起了华人社团的总领袖。1942年2月11日这天，英军已做好弃城的准备，华人义勇军却迎着撤退的队伍而上，街上只见军人和逃难的市民交织在一起，乱作一团。林谋盛开着一辆吉普到英军的指挥部参加杰弗森准将主持的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华人代表是林忠邦。这次会议没有讨论任何问题，杰弗森准将发出了这样的训令，要将城内所有新闻报馆的印刷机器加以摧毁，指示林谋盛拟具应当摧毁的报馆名单。
会议上林忠邦提出了现在英国侨民眷属已全部撤离，华人侨领的家眷何时可以撤退的问题。杰弗森准将答应将在上午九点的参谋部会议上磋商。到了上午十点钟，英方打来电话通知，说华人侨领和家眷可以立即离开新加坡，并已由政治部主任陶林烈安排撤离路线。
当日日军飞机正大举轰炸市区。林谋盛准备马上回家收拾行李，但发现市区宝笼岗律和麦波申律的交通已被封锁。到下午一点，陶林烈通知说坐飞机撤退已经不可能，有一艘可容纳五十人的船只要前往印度，可座位已经不多，不得搭乘家眷。林谋盛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带妻儿一起逃难了，因为已没有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他的妻子珠娘却心情镇定地接受了现实，劝林谋盛以大局为重，赶紧独自安排撤离的事。别无他法，林谋盛只得将妻儿交给自己的弟弟林谋炎照顾，留足了生活费用。告别时分他心情十分沉重，为不能带她们一起撤离敌占区而心怀惭愧。儿女尚小，对于未来茫然无知，他们依次和林谋盛吻别。林谋盛劝妻子在他走了之后最好到乡下地区居住，妻子珠娘却认为最好还是重返自己的家去住，林谋盛只能祈求上帝保佑看顾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