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结束时，我仍然认为促进穷国经济增长的前十项政策中不包括债务减免，但是我听到的这些观点比我预料的要好。因此，当时我很高兴为“Jubilee 2000”拘谨地欢呼了两声。
回想起来，两声欢呼也太多了。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曾经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难以理解的增长探索》（The Elusive Questfor Growth）中充分论述了穷国的高额外债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而且债务减免措施既不是新举措也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说：“穷国负有高额外债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它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两个城市拖欠提洛神庙的债务，到1827年墨西哥独立后拖欠第一笔对外借款，甚至到1997年海地的外债与出口的比例达到484%。”
尽管债务拖欠问题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Jubilee 2000”的组织者们仍然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具有创新意义，并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解决债务拖欠问题。然而，伊斯特利说：“只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Jubilee 2000’的组织者博诺、萨克斯和教皇没有认识到债务减免并不是一个新政策……20多年来我们已经不断地进行债务减免，但是却没有取得‘Jubilee 2000’承诺的结果。”然后，他阐述了历史上债务减免国家在减免债务以后的主要反应：它们继续借新债，大多数的新债被腐败的政府用来投资于毫无获利能力的项目。没有证据表明，债务减免能帮助穷国达到博诺和他的同伴们预期的目标。所以人们凭什么希望新的债务减免措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呢？
尽管博诺的政策建议存在上述一些疑虑，但是1999年夏天我们共进午餐后的那段时期无疑是博诺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功的阶段。他发起的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教皇（据说他还试戴过博诺那副人人皆知的太阳镜）。博诺成功地说服了众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观点，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就是其中一位，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博诺不但说服了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保守主义者，其中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2001年6月他在华盛顿设宴招待了博诺。游说活动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0年11月就签署了减免43 500万美元债务的协定。而且，尽管博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四处游说政治家们上了，U2组合在经历了90年代的创作枯竭期以后，又于2000年推出了十分畅销的专辑《所有你无法抛弃的东西》（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
2001年6月，博诺的“崇高之旅”途经波士顿，他顺便参加了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毕业纪念日”演说（在这次典礼上他被授予2001级荣誉学员称号）。此外，博诺、萨克斯和萨默斯都在庆祝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第一届毕业班的餐会上发表了演说，国际发展中心还授予博诺荣誉硕士学位。博诺感谢萨克斯在债务减免活动中一直大力支持他，同时感谢萨默斯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并成为债务减免的支持者。在 “毕业纪念日”的演说中，博诺引用克林顿在2000年11月庆祝签署债务减免协定演说中的一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萨默斯部长走上前来对我说，刚刚一个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小伙子来见我，他只有名字却没有姓，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小伙子相当聪明。你们知道他吗？……因此博诺提高了包括拉里·萨默斯和杰西·赫尔姆斯在内的每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文化意识，这也为美国的现代音乐欣赏带来了一大好处。”博诺用这段话评价萨默斯，认为他受到了文化艺术上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