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认为向国会论证某项政策有效的做法也是无用的，他曾说过：“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试图向国会论证某项政策的有效性是在浪费时间……花相同的时间写篇文章发表……或发表演说，在影响政策决策方面都要比向国会论证更为有效。”（“发表文章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看法令我很兴奋，因为我是《商业周刊》的长期撰稿人。）在1966~1984年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稿期间，他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特别大。但是之后为了一些记者的利益，《新闻周刊》终止了他的撰稿工作——这也许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不明智的决定。
弗里德曼没有把在我看来他最好的那张照片收录进自传，我认为这是该自传最大的遗憾。这张照片由芝加哥学派的乔治·斯蒂格勒拍摄，照片上的弗里德曼在驾车去芝加哥湖边游玩时被警察处以超速驾驶罚款，从这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在真诚地和地方当局合作。 米尔顿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都是 “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人，这个社团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组织。1974年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做米尔顿的学术助手时，我收到了来自“朝圣山学社”的邀请函，希望我出席他们在香港举行的会议并发言。毫无疑问，我征求了米尔顿的意见，询问他我是否应该出席会议。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这个组织应该停止活动。他解释说，二战以后这个组织在促进小国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思想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认为1974年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进行，因此这个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此外，他觉得此类组织有永久存在的倾向，即使它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也不会自动解散。他甚至认为“朝圣山学社”应该主动宣布该组织已经达到既定的宗旨，然后自行解散。
遗憾的是，我听从了米尔顿的建议，回绝了对方的邀请，没有出席香港的会议。因此，多年来我都没能与出席“朝圣山学社”会议中的其他杰出思想家进行交流。直到1992年，我第一次参加了该组织的会议，才得以和这些思想家相互切磋。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众多左翼经济学家和记者们的嘲讽，弗里德曼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和自信心。多年前攻击他的那些人，现在也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借用他对凯恩斯的著名评论——“现在我们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
